直播回放: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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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班纳吉、杜弗洛与克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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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财经|2019年10月14日  17:50
诺奖得主班纳吉与迪弗洛: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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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10月14日  20:15
经济学奖得主揭秘贫穷:为什么有时候穷人越帮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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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何会穷?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解答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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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班纳吉、杜弗洛和克雷默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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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方法曾让肯尼亚与印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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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经济学奖第二位女性得主诞生 喜欢挑战权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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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恋夫妇同时得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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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本质》:今年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合作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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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美股|2019年10月14日  18:37
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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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网|2019年10月14日  18:08
10分钟读懂《贫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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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10月14日  18:57
巴纳吉在《贫穷的本质》告诉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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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财经|2019年10月14日  18:31
视频回放: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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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体育美股|2019年10月14日  18:00
盘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196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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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调侃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 称评委会应"待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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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昌:经济学诺奖得主巴纳吉从众行为模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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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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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任泽平: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原创: 任泽平 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家进 马图南 贺晨 孙婉莹 华炎雪 梁颖 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将全景式回顾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贡献,51年84人,梳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本篇为上篇,将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1969-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摘要 1、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美国是获奖最多的国家,芝加哥大学是获奖最多的高校。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已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其中,共有48位得主生于美国,远高于英国(8位)、法国(4位)、俄罗斯(4位)、加拿大(3位)和挪威(3位)。若根据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更高。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9所为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非美国高校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美国大学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一方面反映美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与评选机制有关,提名者通常依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进行提名,因此对有共同工作经历或有师生关系的经济学家更为熟悉。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多人存在师生或共事关系,例如1987年得主索洛是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的学生,1997年得主默顿是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的学生等。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符合比尔德定律(30-40岁区间的产出最高,70%的工作在45岁前完成,80%的工作在50岁前完成):28岁获博士学历,此后进入学术成果的高产期,39岁出版最重要的学术作品,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约67岁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后学术创造会有小幅上升,但1-2年后再次下降。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2、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获奖频率居首。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例如,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延伸进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领域。上述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 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此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4、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诸多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文 1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经济学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以表彰为经济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术界、商业界和政策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 1.1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计 1)1969-2019年,共计51届84位获奖者中,有25届由一位得主独享,有19届由两位得主共享,有7届由三位得主分享。 2)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3)有两位女性得主,第一位是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第二位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 4)有四位得主,他们的家人也获过诺奖:1969年获奖的简·丁伯根,弟弟尼古拉斯·丁伯根获得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获奖的纲纳·缪达尔,妻子阿尔瓦·缪达尔获得1982年的和平奖;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二人是夫妻。 5)按照得主的出生地进行统计,美国是拥有得主最多的国家,共计48位,其次是英国,共计8位。若根据得主的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进行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将会更高,例如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分别出生于印度和法国,但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均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培养了最多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中心地位。 6)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进行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为非美国高校,其他9所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再次反映了美国在培养和吸引优秀经济学人才方面的统治力。 1.2 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领域逐步扩大,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的包容进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外,还有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他认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他开创性地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是基于利益关系的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 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新领域。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框架效应、锚定效应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偏好一致性公理,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自利原则。 上述例子中的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艰辛历程,但最终均荣获诺奖对其贡献予以肯定。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开放包容的学科,一直在不断向前探索,从未止步。 1.3 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担当及三次思想分野,诺奖获奖时间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 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1.4 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与国际快速接轨,一大批优秀学者回国任教,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 此外,国际上经济学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相对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制约了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无数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介绍:1969-2019 我们将全景式回顾1969-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计51届84位得主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2.1 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共同获得,表彰他们利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 2.1.1 拉格纳·弗里希 弗里希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95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19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经济学专业,1926年获得奥斯陆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开始担任奥斯陆大学助理教授。1927年,弗里希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访学。在那里,他与其他对经济学中数学与统计的应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合作,其合作者包括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0年,弗里希与欧文·费雪发起成立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弗里希的学术成果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尤其以动态经济学研究著称。主要包括4个方面:其一,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二,他首先在经济计量学建立“三合一”理论,即把经济理论、数理方法与统计学应用到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这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他首先建立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模型。他指出经济周期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来解释,他建议是一种熊彼特式的模型,即以科学技术推动的经济长波周期模型。该模型与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和宏观动态分析有部分相似之处。1936年他发表的《论均衡与非均衡概念》为动态经济学方法论和术语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其四,他对生产理论和效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弗里希早期研究中论述了效用理论和指数理论的基本原则,也对生产理论进行了拓展。他探讨了消费者偏好商品切换中的有序性,推导出一众适合递增线性转换的效用函数。 2.1.2 简·丁伯根 简·丁伯根是将经济学研究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先驱者。他190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22年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保罗·埃伦费斯特学习数学和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期转向经济学。1929-1945年间,他在荷兰中央统计局担任统计员,1933年同时担任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教授。1956年,他与亨利·泰尔(Henri Theil)创办了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所。 简·丁伯根主要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核心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一,他创立了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早在1936年,丁伯根就创立了含24个联立方程式的经济模型,以此反映各类不同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创立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一致的收入与消费方程式。在他的模型中,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核心因素。此外,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货币流通、经济滞后等因素。尽管该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仍不够精确,但仍对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他提出了现代动态经济分析和“蛛网理论”。蛛网理论引入时间因素来进行价格与产量的动态分析。其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法改变商品价格,但可以改变商品产量,故本期的市场价格由本期产量决定,但本期的产量由上一期的市场价格决定。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农产品市场的分析,旨在说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市场存在蛛网型的波动,因此需要政府实行经济政策来干预或者引入期货市场调节。我国的猪肉价格波动即是“蛛网周期”的典型反映。 其三,他提出丁伯根法则指导经济政策制定。丁伯根法则,即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而要达到多个目标,政府必须至少应用多个独立且有效的经济政策。该法则告诉我们,如果试图用一种政策工具实现多个经济目标,则会因为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政策效率。这一思想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对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提供了解释。 2.2 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由于其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他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推广的重要学界领导者。萨缪尔森在美国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其著作《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之一。 萨缪尔森于16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5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32岁时成为正教授。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它是美国第二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也是第一本成功推广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出版后风靡全球,成为了史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目前已更新到第19版,译成40种语言。萨缪尔森使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成为全美经济学重镇,培育出多位杰出经济学者,包括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默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其中多人在日后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的研究成果涵盖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其一,他擅用数学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静态和动态过程的分析。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和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二,他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论,以数量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与“就业乘数论”,首创经济波动模型,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他提出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这与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贸易促使本国的充裕要素报酬上升,而进口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从而实现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趋势。 2.3 1971年:西蒙·库兹涅茨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俄籍美国人,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实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强调实际经济数据分析,把统计学与经济学相融合。 1901年,库兹涅茨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平斯克(现属白俄罗斯),大学学习始于俄罗斯,但在1922年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31年起,库兹涅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兼职教授,1936年成为全职教授。1960年起,加盟哈佛大学,直到1971年退休。 库兹涅茨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是实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强调真实数据对问题实质的反映。1927年他在纽约全国经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对各国历史生产力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其二,他提出的“库兹涅茨周期”与人口增长分析是长波经济研究的重大突破。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该论文整理了美、英、法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在充分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国经济增长周期平均为20年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周期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率相关。 其三,库兹涅茨还深入研究了国民收入核算问题,被称为“GNP之父”。1941年,他发表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文,把国民收入的核算系统理论化,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的含义及核算的具体方法。他还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建立起了“收入革命”理论,指出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国民总收入、生产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 2.4 1972年:约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罗 英国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与美国人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4.1 约翰·希克斯 希克斯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也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研究中的先驱。他于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1926年希克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39年初,《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希克斯担任曼彻斯特大学首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46-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参加了该学院的组建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出版了《经济周期》、《需求理论的修正》两本书。1961-1962年,他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 希克斯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该模型在他为凯恩斯出版的《通论》一书所做的点评中提出,书评名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受启发的解释》。他提出了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的思想对《通论》部分内容重新解释,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相结合,被视为宏观分析中的经典。 其二,他对一般均衡理论也有重要贡献。1939年希克斯的作品《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就商品、生产要素、信任和货币的整体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这项模型完善了原有消费和生产理论,讨论了多个市场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扩大了静态分析的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多期动态分析。与此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为研究外生变量变化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为沟通一般均衡理论与通行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桥梁。 其三,希克斯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贡献巨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入帕累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重新定义消费可能曲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等。二是重新定义和解释消费者剩余。三是对福利经济学补偿原则的补充。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减少。但是,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减少,就比较难判断社会福利是否也达到最大化。希克斯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政策补偿在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 2.4.2 肯尼斯·阿罗 阿罗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后续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研究贡献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面,同时也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 阿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先后获得纽约市社会科学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49-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在不断发表了研究成果后,阿罗逐渐受到政界的认可。1962年起,阿罗开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担任过经济计量协会会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7-1974年)、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1963年)。1968年后在哈佛大学任教授。 阿罗的经济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阿罗发展了福利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不可能定理”。此前的经济学强调选择行为可以通过理性分析达成一致结论,不论是消费者偏好还是生产方式选择,且方案都具备传递性,即ABC三种方案中若A优于B,而B优于C,则A优于C。但阿罗发现了投票中选择传递性失效,即当选民支持率中A高于B,B高于C,但拿A/C比较时,A却未必能获得更多支持,所以投票不一定表现出偏好传递性。阿罗用数学推理证明:在社会上个体自有其对社会各项事务的偏好的时候,找到一个逻辑上与个人偏好不矛盾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其二,他完善了“一般均衡”的方法论。一般均衡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于1874年首先提出,但其现代概念则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与德布鲁等人建立。阿罗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竞争分析》中,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这一成果后来被称为阿罗-德布鲁定理,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定理之一。阿罗的一般均衡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于复杂经济现象的框架性理解,对经济学家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帮助,也是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标志。 2.5 1973年:华西里·列昂惕夫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俄裔美国人,他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列昂惕夫于1906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社会学专业,19岁便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8年,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1930年,列昂惕夫移居美国后,正式从事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早期,他的工作重点是编制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并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体系。1966年,列昂惕夫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论文集》一书,总结了他的投入产出理论。同年,出版了《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理论的形成》一书。1967年,列昂惕夫被纽约大学授予终身教授职衔。 列昂惕夫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列昂惕夫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主要基于线性代数的方法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种部门之间的商品和资金流动的方法,并构建投入产出表分析一个部门的需求波动对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投入产出分析以数量关系联系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要素的变化,它最主要的应用是进行经济预测,但还能研究环境污染、人口、世界经济贸易等社会问题。 其二,列昂惕夫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对后来学者有重要启发。列昂惕夫在1953年到1956年研究了美国的国际贸易,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美国的出口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所以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列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该谜题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产生了劳动熟练说、人力资本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等一系列解释和讨论。 2.6 1974年:纲纳·缪达尔和哈耶克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由于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获奖。 2.6.1 纲纳·缪达尔 缪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他最具盛名的成果,主张重视社会制度研究。此外,他还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 缪达尔于1898年出生于瑞典,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1925-1929年赴英国和德国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1930年作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访问美国。期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等。1945-1947年缪达尔任瑞典商业部部长,1947年开始担任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61年,缪达尔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缪达尔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对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它指的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经济,则经济中各要素存在着相互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个经济要素改变会带动另一要素的改变,而这一要素反过来会反馈给前一个要素从而循环加强该要素的变化,导致社会产生的变动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加剧。因此,社会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常态不是均衡,而是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具有累积效应的不断运动。缪达尔的这一理论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他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把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与黑种人相对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分析为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还能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其二,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对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启发。 其三,缪达尔是动态分析研究经济的重要人物。他以总量分析为基础,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商品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收入的波动与投资和储蓄(或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动态分析方法论是缪达尔批判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重要原因。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的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引入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作用。他认为凯恩斯理论中提到的“投资”和“储蓄”概念过于模糊,没有考虑到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尽管哈耶克的分析较为细致,但仍然不是动态的分析。因此,缪达尔提出“事前”和“事后”概念,引入预期,建立了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方法论。 2.6.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书影响深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政府干预、商业周期等。 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和1923年于维也纳大学分别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1931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50年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1962年前往德国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推荐下,他获得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誉勋位以表彰他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哈耶克的学术成就涵盖多个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在货币与价格领域的研究。哈耶克以米塞斯的货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商业周期,成为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典范。1931年他出版了《价格与生产》一书,1941年发表了《资本的纯理论》一书。在他的理论中,商业周期起源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所促成的资源匹配不当。但由于这一想法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引发了凯恩斯学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 二是他提倡的市场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为70年代的经济滞胀提供了解读。他对英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提出担忧,主张持续不断的政府干预将破坏市场机制。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产生,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失灵,哈耶克的理论得到重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都是哈耶克理论的支持者。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是20世纪经济学界乃至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三是哈耶克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主张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社会,批评科学万能主义,即把科学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科学,因此他撰写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批判生搬硬套物质科学研究至社会研究的现象。 2.7 1975年: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由于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2.7.1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 康托罗维奇于1912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23岁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次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1949年,前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数学研究工作中的成就,授予康托罗维奇斯大林奖金。1965年,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前苏联政府又授予他列宁奖金。 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以解乘数法打开了解决优化规划问题的大门。在线性规划模型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资源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中进行配置,那么为了实现产出价值最大化,经济学家们需要解出一个复杂的线性规划问题,以求出每种商品的最优产量。而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中,他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通过类似“因子分解”的形式对价格在线性规划中进行计算。 这一方法被他完善并推广至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他的方法论如下:第一步建立数学模型,把生产目标、资源约束和所求的最优解确定下来。第二步以线性方程表达上述的模型求解。第三步求解得出最优配置。这种方法也被称之为“康托罗维奇问题数学模型”。这一重大方法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和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他提出的“客观制约估价”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客观制约估价”,它包括对不同产品和不同价格的估价,之所以称之为客观制约,是因为这些估价指的是在最优计划下每种产品生产中所必要的劳动估价,由劳动消耗量与物质消耗量组成。客观制约估价是用来衡量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合理的选择生产方法和进行经济规划,这个概念促进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分析,是他对资源最优利用理论的重大发展。 2.7.2 佳林·库普曼斯 库普曼斯是经济计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广受学界关注。库普曼斯1910年出生于荷兰,1927年入读乌特勒支大学数理系,次年,库普曼斯以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后结识经济学家、数学家简·丁伯根,库普曼斯相当钦佩其智识,因此搬往阿姆斯特丹向其学习数理经济学。1936年获得莱顿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库普曼斯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1950年受聘为耶鲁大学教授。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普曼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库普曼斯引入了数理统计学以研究经济问题。库普曼斯对丁伯根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非常感兴趣,这个模型以线性微分和差分方程建立了投资与产出的动态分析,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库普曼斯用归纳法论证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完善。 其二,库普曼斯以计量分析对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状况》三篇论文,肯定了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新定义最优增长。此前的经济学家以生产为最优分析的对象,库普曼斯将最优消费纳入考察,其经济增长规划不仅考虑短期经济计划,还包含了跨度长达几代人的长期规划。 其三,他提出活动分析法,对微观经济中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他于1951年组织有关专家出版了《生产和调度的活动分析》一书,将活动分析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一般均衡理论、线性规划相融合,形成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活动分析法通过分析商品活动求得最优解,为制定最优计划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在经济规划,还在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区域规划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2.8 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早期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且参与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工作,但研究逐步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成为货币主义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本科以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次年入读芝加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至1943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直至1976年退休,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30年,他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塑造成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是一个博学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经济史等。他主要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但在长期,货币发行量只影响物价水平,与产出水平无关。所以货币的发行总量应该与商品价值总量一致,超出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发行量将引起通货膨胀。它强调货币供应政策选择遵循“单一原则”,强调货币供应量的长期增长率应当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且这一增长率应当公布给民众,从而引导通胀预期。 其二,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弗里德曼之前,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得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库兹涅茨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不能解释的。而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解决了这个难题。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内涵是消费行为取决于人们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短期收入,因此只有预期之外的影响未来永久收入的政策变化才能影响消费。而永久性收入是无法直接观察的,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推导出来。 2.9 1977年:贝蒂·俄林和詹姆斯·米德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9.1 贝蒂·俄林 贝蒂·俄林,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俄林于1899年出生于瑞典,先后在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深造。1930年,应聘到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4年,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长,并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 俄林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贸易理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提出生产要素禀赋假说。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劳动分工与贸易分工都受到天然禀赋的制约。二是他提出了价格均等定理。价格均等定理也是生产要素禀赋说引申的命题,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最终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平均化。俄林也说明要素价格均等是一种趋势,而非指完全的平等化,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贸易促进了资源配置合理化,但无法真正解决要素在地区间的非均等性。 2.9.2 詹姆斯·米德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07年,米德生于英国的巴斯市,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负责教学经济学理论,失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1947年,米德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商学教授,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期间他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一书。1957年米德转入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67年后他不再任教,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并于1974年退休。 米德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他提出一国的政策目标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内的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国内经济平衡主要包括对内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保持上升状态,经济总体景气。反之,如果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则是经济失衡状态。他提出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提出与如今的“逆周期调节”相类似的观点,即当经济衰退时,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拉动经济,反之则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对外平衡主要指国际收支平衡,即对外收支总体既无赤字,又无盈余,汇率保持稳定水平。米德认为要达到内外同时平衡,需要应用至少两种政策手段,这符合丁伯根法则。在米德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将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资本流通相结合,米德的模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 2.10 1978年: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他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使他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伯特·西蒙于191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42年西蒙担任了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政治系教师,并于194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1946-1950年间,他担任了多个政府部门或协会的顾问。1949年西蒙应邀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先是任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1949-1955),后来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西蒙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管理的决策职能。在西蒙之前,决策被认为是计划职能的一部分,但西蒙提出决策才是管理的首要职能。二是提出了“已知最优”的概念,西蒙提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时不可能穷举一切方案,而是要从已知方案中寻找满足要求的。三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即管理人和决策者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限理性”。因而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管理者作为人本身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等因素,决策者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而是足够好的解。 2.11 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和阿瑟·刘易斯爵士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问题的研究共同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11.1 西奥多·舒尔茨 舒尔茨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侧重点在于研究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效用,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舒尔茨于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普通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22岁从家乡的农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25岁时取得了科学学士文凭,并于1930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在他的成长时期,他目睹了美国大萧条期间农民生活的艰辛,家庭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经历使得他将研究始终倾注在农业领域的“穷人经济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舒尔茨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和人力资本领域。在农业经济方面,舒尔茨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农业可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的重点,尽管传统农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限,但现代农业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将农业分为传统农业、过渡农业和现代农业,并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其利润相对较低、生产相对落后。传统农业要获得发展,其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并转化为收益率较高的现代农业。这要求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要素,还包括引进和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的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后世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在舒尔茨之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地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变量考虑到发展经济学中。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并提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在于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支出而非简单的消费支出,同时人力资本需从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 2.11.2 阿瑟·刘易斯爵士 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现为圣卢西亚)。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并分别于1937年、1940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1952年,他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刘易斯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并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51年刘易斯出任联合国总部发展落后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长期在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考察使得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1963年-1986年,刘易斯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专注于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研究,并始终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 事实上,刘易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主要经济贡献在于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前者依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后者代表现代工业中以雇佣工人扩大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刘易斯突破了古典主义中对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假设,指出在贫困国家在发展初期传统部门的隐蔽性失业使得其几乎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要现代部门中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现代部门,使得资本利润得以不断扩张。因此早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难以得到快速提高,而在传统部门中的人口红利逐步被现代部门吸收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速会逐步放缓,进入新古典主义中一元经济的发展新阶段。 2.12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因其对宏观计量经济学开创性的研究与发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其主要成就在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数量方法,将凯恩斯理论转化为数学公式,并根据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建立宏观计量模型。 1942年克莱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其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两年内便完成完成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年仅27岁的克莱因发表《凯恩斯革命》引起西方学界注意,而在1949年不到30岁发表的成名作《美国1912-1941年经济波动》中提出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西方引发强烈反响并加速了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推行。随后,克莱因前往欧洲游学并于1958年返回美国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克莱因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济政策评估、经济数据波动测量与预测的计量模型,在结构、规模、预测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均做出开创性的研究。克莱因先后发表了《美国1929一1952年计量经济模型》(1955)、《联合王国计量经济模型》(1961)、《沃顿计量经济与预测单位模型》(1967)、《布鲁金斯SSRC模型》(1969)等多篇论文,从结构、方法以及实证的角度全方面对宏观计量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并试图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计量预测。 2.13 1981年:詹姆斯·托宾 1981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因其对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的杰出研究,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著名理论为资产组合理论,主要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的研究,他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同时还提出了托宾税、托宾Q比率、蒙代尔-托宾效应等理论,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 1935年托宾以优异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先后攻读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彼时哈佛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熊彼特、汉森、钱伯森、列昂惕夫、萨缪尔森等一众经济学人共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氛围,身处其中的托宾与他们的交流使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50年后托宾便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培养出无数优秀学生,其中包括前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在资产投资决策方面,托宾主要提出资产投资组合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首次在托宾《作为对待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的著作中提出,是对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与利息率呈反向关系,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对投资者资产进行了的单一持有的假设。托宾认为投资者可持有的金融资产是分散而多样化的,他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追求最高收益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必定持有多种资产,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能反映利息率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呈反向关系,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现金需求与利息率的相反关系提供了基础。 在投资与产出方面,托宾主要提出托宾Q比率以及蒙代尔-托宾效应。其中,托宾Q比率被定义为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价值之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将带动企业股价上行,一旦Q比例大于1,则企业有动力扩张投资,从而实现整体经济产出的提高。蒙代尔-托宾效应则指出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当名义货币供应量上升时,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名义利率提高,使得投资者选择减少货币持有从而降低实际利率,刺激产出增加。 在外汇交易方面,托宾崇尚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并提出托宾税的概念,其实质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主要针对短期资金的往返流动进行征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稳定汇率,同时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来源。 2.14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因其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相关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勒处于新古典主义阵营,他相信政府管制对公共经济的利益是低效的,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 1911年斯蒂格勒出生于美国西雅图附近的小镇,并在西雅图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1931年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他遭遇美国大萧条最严重时期,难以找寻工作的斯蒂格勒重返校园通过奖学金于西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斯蒂格勒结识了一名极具启发性的老师,萌发了经济学的研究兴趣。1933-1936年斯蒂格勒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并在此开始了与艾伦·沃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终生友谊。与较为活跃的挚友弗里德曼不同,斯蒂格勒拒绝了各方政府部门的邀请,终生在学校醉心于学术研究。1938年毕业后,斯蒂格勒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并于1947-195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58年斯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 斯蒂格勒的学术贡献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分析。在1971年出版的《经济管制理论》中,斯蒂格勒指出政府试图在为全部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拟定法律法规,而实际运行过程中,小部分利益集团将大概率说服政府使用公共资源和权利来改善其利益,导致经济法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特定利益集团,而不是服务于公众,从而导致市场的整体低效。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自由市场制度更为有效。斯蒂格勒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贡献在于以经济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与法律问题,并激发了对管制立法效果以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研究,被称为是“管制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 二是为提出竞争与垄断两级模型,将微观基础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在斯蒂格勒出版的《寡头市场需求曲线和刚性价格》、《寡头理论》中,他揭示了寡头市场需求曲线模型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预期失灵,指出寡头市场下的价格刚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他应用卡特尔理论对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成本差异以及折现率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市场上存在的合谋进行进一步阐述,指出共谋行为的稳定性实际上依赖于察觉、惩罚背离协议的能力或公开限产行为的能力。 三是创造性的填补了信息经济学的空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的关注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与经济效益问题。斯蒂格勒通过对信息成本对价格、工资和其他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信息在获取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地域的成本不同,因此同一产品在存在不同价格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市场行为,并不需要人为的干涉与管制。 2.15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因其把新的分析方法纳入经济理论以及把一般均衡理论予以严密的重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德布鲁致力于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即如何通过价格使生产者的供应同购买者的需求取得平衡,并最终通过细致的数学分析对均衡理论做出了细致的描述。 德布鲁1921年出生在法国加来并于194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46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1948曾在法国驻联邦德国的占领军内服兵役两年。1949年,德布鲁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1955年任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55-1961年年德布鲁先后前往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及高级研究员并于1962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和数学教授直至退休。 德布鲁的主要著作为1959年出版的《价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原理分析》,其中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德布鲁的数学模型主要依存于三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经济主体都拥有初始资源;市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消费与生产相互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最终交易实际上都将按均衡价格进行。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由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商品和劳务相对价格做出独立决定,最终达到一般均衡。 2.16 1984年:理查德·斯通 1984年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由于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将国民核算体系公式化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师从凯恩斯,斯通继承了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思想,并试图开发、测量与国民经济相关的经济数据。 1913年夏,理查德·斯通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上层社会家庭。1931年斯通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随着兴趣的转移,他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学,并师从英国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940年斯通开始任职英国内阁,二战期间,他一度担任英国中央统计局的高级统计师,还曾担任凯恩斯的助理,在恩师的指导下,斯通开始了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初步探究。战争结束后,斯通放弃政府高薪职位,受导师邀请前往剑桥大学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第一位系主任。1945-1980年斯通在剑桥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时光,在此期间斯通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受世界银行以及各国邀请协助核算国民经济指标。 斯通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建立标准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开创性的将会计中的复式记账法引入对经济的核算,论证了凯恩斯主义中对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三大决定国民收入主要因素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测算与完善。 2.17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以及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而获得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是一名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关于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论述对IS-LM模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莫迪利安尼于1918年出生于罗马并于193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同年,为逃避法西斯统治,莫迪利安尼携妻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并在纽约市新社会研究学院改修经济,1943年任该院讲师,1944年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46-1962年,莫迪利安尼先后于伊利诺伊大学、卡耐基理工大学、西北大学。1962年前往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七十年代中期,还先后被选为美国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协会会长。 莫迪利安尼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生命周期理论本质为消费假说模型,主要论述家庭金融决策的目标是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现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现值的最大化。此外,理性人将依据其现行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和继承收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的稳定的消费率并按比例均匀地消费总收入。当现行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消费率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 二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该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框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本市场完备、无交易成本、投资理性、负债无风险以及预期收益率概率分布相同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公司价值的决定因素。MM定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不考虑税收的条件下,企业负债与否不影响企业价值,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处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再加上与其财务风险相联系的溢价;二是在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无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公司税后企业的现金流量除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负债经营公司的价值等于同类风险的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减税收益(税率乘以债务的价值),即公司所得税后将影响企业价值,负债经营公司价值将高于为负债公司,且负债公司价值在负债达到100%时最大化。 2.18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Jr.)因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而获得诺贝尔奖。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布坎南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影响。身处新古典主义阵营,布坎南坚持政府失灵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干预是导致失灵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引入经济理论当中。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他最早就读于田纳西州师范学院,之后又考入田纳西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二战结束后,布坎南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期间结缘启蒙导师弗兰克·奈特和K·威克塞尔,从一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信仰市场力量的古典主义成员。1949-1986年,布坎南开启其学术生涯,分别于田纳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通过对意大利财政学派的研究,更加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布坎南的突出学术成就为公共选择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图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同时在1975年《自由的限制: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集权主义之间》、1977年《政府增长的动力》、《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有三大假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以及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三类假定的核心在于指出民主政治活动同样具有交换的性质。公共政策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相同,是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在于将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试图证明在公共决策领域,决策人内在的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将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产生扭曲,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低效。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把增加社会福利与平等的权利随意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理性的做法是约束政府的权利,并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详情]

ope体育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1月04日 08:15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研究价值很低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研究价值很低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文: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北京鑫星伊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选的主题很好——抗击贫困,颁奖结果却备受争议。 并无创新的统计学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起源于财富,财富的反面就是贫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在他看来,消除贫困的路径是财富增长,但如果财富增长不能为多数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因为贫富分化将导致社会动荡。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他看来,彻底消灭贫困的选择是社会变革。 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长期致力于扶贫事业的研究。诺贝尔官方文告写道:“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显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不是贫困经济学,而是扶贫研究的新方法。 贫困与扶贫,是相关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经济学,后者却未必。读了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我觉得获奖者有故弄玄虚之嫌,把如何有效扶贫的研究冠名为经济学,“蹭”了一个经济学奖。如果是无意的,错在评委会。如果是故意的,错在获奖人。无论获奖人的身份如何高贵,我也不能接受一项研究扶贫方式及其统计方法的成果“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基于实验的新方法”属于统计学的范畴,针对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处理方法有很多,获奖者的方法“新”在哪里?不知道!从“抗击全球贫困”的获奖主题看,当然要研究全球贫困人群的分布与减少,但获奖人的研究忽视了全球扶贫、减贫最有成效的中国(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能获此殊荣,经济学诺奖评委们,扶贫研究可以用小样本数据,但作为诺奖评委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次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的诺奖颁布 贫穷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有各种理论或解读。但无论如何定义贫穷的本质,也不能把贫穷经济学理论,混同于扶贫效果的方法论研究。 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基本没有研究贫穷本身,更没有回答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书中的实验数据很有价值,但绝大部分是微观实验数据,有助于人们在制定扶贫计划及其预算监督的实践中,以较低的扶贫预算收获较高的扶贫效益。微观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绝不能直接用来证明贫穷的本质,否则会得出令人发笑的结论。 比如:获奖者研究穷人家庭的生育问题,用实验数据“证明”穷人爱生孩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看似科学的统计结论似是而非,回避了家庭生育率背后的经济机制和制度选择。 我研究家庭经济学多年了,贫困和生育的关系至少有三个维度:1,从人均GDP的维度看,孩子越多,人均GDP越少;2,从人类生存方式的维度看,人往村里走,钱少孩子多;人往城里走,钱多孩子少;3,从成本收益分析的维度看,孩子的养育成本和家庭的幸福指数成反比。经济学有三大基本定律:资源的稀缺性;分配的必要性;制度的选择性。基于上述定律,母亲的生育能力是稀缺资源,孩子是家庭生产的稀缺“商品”,家庭的经济收入是有限资源,穷人进城也不会多生,“越穷越生”源于农村生活方式,而非经济规律。 再次恕我直言,我绝不是否定获奖者从事的实验研究,也不否认这些研究对全球抗击贫困的努力有所帮助,甚至对扶贫政策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奖项,它们的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 2019年10月21日于北京 [详情]

中外管理 | 2019年10月23日 07:05
新晋诺奖得主:关于贫穷 我们本该知道的5件事
华夏时报 | 2019年10月19日 02:27
经济诺奖得主评今年诺奖: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有局限
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17日 16:55
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夫妻档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一同出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记者会。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陈永伟 (《比较》研究部主管)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迪弗洛:诺奖夫妻档 阿比吉特·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虽然巴纳吉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却是从小就见过穷人们“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小时候的他经常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经常输掉自己口袋里的玻璃弹珠。由于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他很早就是一个贫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学时,巴纳吉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这也是他父亲任教,并且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地方。1981年,他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之后,巴纳吉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 在攻读博士期间,巴纳吉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经济学界,马斯金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专家,并因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还要源于他的中国弟子们——清华大学的前任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重恩,苏世民书院前院长李稻葵,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都曾是他门下的弟子。 作为马斯金的高徒,巴纳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论化的。在这一时期,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199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用博弈论分析“羊群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钻研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不过,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巴纳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理论性的。直到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太太迪弗洛开始合作,巴纳吉才逐渐开始将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并将自己的研究场所从安静的象牙塔转回到了自己童年时就曾经熟悉的贫民窟。有人说,如果发现一个男人突然成长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个女人。这句话放在巴纳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巴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于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在迪弗洛幼年时,她的母亲经常参与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计划,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本科时期,迪弗洛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远赴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调研。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正在为俄罗斯政府担任顾问的“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要在满足自己学术理想的同时,又能真正有所作为,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迪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1994年,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也就是现在的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巴纳吉。在巴纳吉的关照之下,迪弗洛的学业很顺利。1999年,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按照惯例,美国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毕业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巴纳吉帮的忙,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迪弗洛自己的实力使然——不要说巴纳吉当年有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想,以他当时的资历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决策。通过和巴纳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学术成果卓著。凭借这些结果,她仅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的获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10年,迪弗洛年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只奖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后获得了诺奖。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巴纳吉和迪弗洛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2012年。由于种姓的约束,巴纳吉并没有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离婚,并迎娶了迪弗洛。由于两人曾经是师生关系,并且还夹杂了婚外情的桥段,所以很多人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段婚姻颇为诟病。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人传出恋情,事实上已经是迪弗洛毕业后多年的事情,因此这段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什么师生恋。此外,如果从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影响和帮助来看,我个人倒认为迪弗洛对她原本的导师巴纳吉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巴纳吉原本的学术传统来自于马斯金,是习惯于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作为导师,他指导迪弗洛的也是这个套路。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两人的发表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的最初,两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论化的,而与此同时,迪弗洛却已经开始独立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问题。根据这点,我认为迪弗洛对于实验方面的开拓应该不是受巴纳吉影响所致,对她在这方面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间的另一个导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然而她又转手用这些影响了巴纳吉。从这个角度看,迪弗洛并不是巴纳吉阴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应该是帮助巴纳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寻找O环的人 与前两位诺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于1964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后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的“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Gates Professor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雷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大热门。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他的学生却抢了先,不知道巴罗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 受巴罗的影响,克雷默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1993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环理论》。这篇论文的视角非常宏观,分析工具则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和他后来斩获诺奖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事实上奠定了克雷默后续工作的精神基础。 什么叫O环呢?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克雷默借用了这个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论中。 在论文中,克雷默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每一个生产的参与者来说,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务,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好像要让一个航天器成功发射,光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还不够,O环的质量也可能造成关键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和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来合作,每一家高生产力的企业也都会尽可能选择那些高生产力企业扎堆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高生产率企业与低生产率企业的彼此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些关键的发展环节上存在着瑕疵,那么它就很可能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发展资源,从而陷入不发达的陷阱。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讲,就是细节有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路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己学术传统的背叛,但仔细想来,他其实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成败可能被一个像O环那么小的东西所影响,那么如果可以找出这个O环,把它的质量搞好,不就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帮助穷人走出贫穷了吗?本着这一理想,克雷默开始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找寻这些O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2005年时,杰弗里·萨克斯——对,就是建议迪弗洛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书《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根据萨克斯的估计,如果从2005年到2025年间,富裕国家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到2025年时,贫困问题将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言信心满满,但这一观点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学者表示了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尽管富国劳命伤财地对穷国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弭贫困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反而让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并特意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在另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畅销书中,曾供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表达了和伊斯特利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但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会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它们经常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作为顶尖的学者,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尽管争锋相对,但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发现这门学科基本是无所不包的: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到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早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74年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9年获奖的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 “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以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说RCT。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 至少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依照物理学为模板来塑造自己的学科,试图把自己从一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科学,它一方面需要理论的创造,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实验的支撑。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是成功的。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发展,主流的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严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包装,这让经济学至少在外表上已经有了足以与物理学抗衡的理论形态。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脚步却略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更遑论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人却是活的,他们的反应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而对他们的控制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实验,用来验证我们熟悉的供给需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就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的实验十分简单,能用来分析的问题也十分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借助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的行为。由此,经济学家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毕竟不是人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反应。它们究竟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有意义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就要直接把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这种实验的逻辑,是借助于一些外生的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来对它们的表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最低工资法的效应争议不断,有的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就把最低工资法贬的一无是处,认为这会有损就业,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杀去世的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 Krueger)曾经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动作为冲击,比较了这一冲击发生前后,新泽西州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的RCT。严格地说,自然实验只是一种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对实验的模拟,而没法像真正的实验一样去对各种外生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而RCT则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为了完成对实验的控制,实验者必须真实地为被试提供相应的激励。例如,如果要分析补贴对疫苗注射的影响,实验者就需要真实地对一部分被试者提供资金补贴,让他们作为控制组,来观察其反应。而其他的被试者,则应该被视为对照组,用他们来和控制组进行比较。严格地来看,当实验者进行这一切时,他们不应该让被试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应该知道自己是实验者。 从理论上讲,由于田野RCT的环境比实验室实验更为真实,因此可以比后者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情形。同时,比起自然实验,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点,田野RCT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研究的标配。 探索贫穷的本质 拜RCT这个分析工具,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这批新的发展经济学家终于可以一改前辈们指点江山的风格,转而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去观察穷人,以探索贫穷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时候,看似难以根治的贫困问题其实只是由一些很小的问题造成的,只要对应地在这些问题上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激励(或者用理查德·塞勒的语言,叫进行一些“助推”(nudge)),就有可能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困扰。 以教育问题为例。所谓“扶贫必扶智”,很多地区的贫穷落后,本质上都是由于教育落后所导致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配置这些资源就是改善教育质量,进而帮助本地人民脱贫的重要举措。但是,究竟应该把这些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呢?一些观点认为,要用来给学生买课本;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学生的午餐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尼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免费午餐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课本也仅仅只对最优秀的学生有效。由此可见,这两个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质量的良方。 当然,教育资源的稀缺并不是教育的唯一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师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一旦教学内容适应了学生需求,教学效果便会明显提升。为了验证这一点,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两个印度城市——孟买和瓦都达拉进行了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了几所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针对性辅导,并将教学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针对性辅导均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师的缺勤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原因。为了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三位诺奖得主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缩短教师的合约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师的紧迫性,从而让他们的缺勤显著下降,而这对于提升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效果。 再看健康问题。在很多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导致疾病的众多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穷人们出于预防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了不预防、不治疗。 在克雷默所有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关于药物价格对患者服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影响的。借助RCT发现,如果驱虫药是免费的,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也骤降至18%。这说明,穷人们大多对价格十分敏感。而从政府的角度讲,对于治疗关键疾病的药品,可能只要进行一点点的补贴,就可以改变穷人有病不治的行为。 除了价格以外,低劣的服务质量也会影响穷人对于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区,尽管有疫苗接种站,但工作人员经常脱岗,这不但导致贫困地区的人们经常不能接受接种服务,也很难对疫苗的可靠产生信任。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班纳吉和迪弗洛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将接种站在随机选定的村子中流动,并确保接种站中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岗。结果发现,服务质量改善后,疫苗接种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6%增长到18%。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奖励对于接种的效果,对完成接种的居民奖励一包扁豆。结果,居民的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了39%。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借助RCT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有效地发现很多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正如挑战者号上的O环,只要花点资源,保证这些O环的质量,就可以对有效缓解贫困问题。 除了探索贫困的本质外,RCT还有助于反思一些扶贫政策的得失。限于篇幅,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关于小额信贷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难以获得信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贫困,就必须鼓励金融机构为穷人贷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实践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对于这一看似显然的常识,巴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质疑。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仅很难达到像尤努斯宣称的那样高的还款率,它们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显然,这一发现让促使人们反思小额信贷的成败是大有启发的。 另一个例子是化肥的使用。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因此很多国家都利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但在实践当中,这些鼓励政策的成效却往往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过RCT实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农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于一种“现时偏差”(present bias)——既然关于化肥的补贴是长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风险,那么何不让别人试试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农民都这么想,那么化肥就很难推广开。针对这一问题,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议,应当将长期的补贴改成短期补贴。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对农民更为苛刻了,但从实践效果看,却是改善了农民的福利。 尽管每一年的诺奖都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似乎都没有今年这么大。事实上,在今年的诺奖公布之后,就有很多学者出来说,今年的几位得主根本不配诺奖。考察这些反对的原因,除了少数是针对得主本人(例如针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师生恋)外,更多的质疑是针对RCT这种方法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RCT这种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很早的时候,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专门写文批评过RCT,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那么,RCT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曾经有一个比较到位的评论。在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教授指出,RCT这种试图“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方法尽管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通常并不是以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为目的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林教授对RCT的看法,那就是它只能解决小问题,却解决不了大问题。 林教授的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从现有的RCT实验来看,它们解决的只是类似寻找O环的工作,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这就好像,虽然没有O环不行,但有了O环,没有助推装置,飞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样。在现实中,那些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简单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举例来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但究竟产业政策的效应如何、究竟是否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又是否会衍生出各种其他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定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林毅夫、张维迎、田国强为代表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但怎么判断这几种观点的正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讨论群里,有群友提议“干脆做个RCT,让东北三个省,分别按照林、张、田三人的思路去发展,过几年看看谁发展得好!”这个观点引发的只是一阵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大事断然不可能用实验来解决。 除了林老师指出的上述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结论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毕竟是实验,换个场景,换个更大的环境,这些结论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难说。就以前面的产业政策问题为例,即使政府真的采纳群友的建议,用三个省来做实验,但从省级得出的经验真的能推广到全国吗?恐怕还是很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T其实也不便宜。我曾在聊天的时候问过一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RCT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在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当然知道她是在调侃,但这个回答其实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耗资十分巨大。尽管相对于政策的实践来说,实验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实验的成本却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巴纳吉、迪弗洛他们所做的那种实验,即使在操作上简单得多的RCT实验也可以轻松耗去上百万的经费,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显然难以完成。由于耗资巨大,要重复RCT实验就很难,人们因此也很难知道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当然,RCT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涉及贫困的面上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为直接的倾听与调查。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为了根治贫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详情]

经济观察报 | 2019年10月16日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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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 | 2019年10月16日 10:57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奖牌再"飞一会儿"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奖牌再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郭佩珊、董寒阳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三位美国学者“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消息一出,中国网友坐不住了:说到减贫的成就,谁能比得上中国? 图片来源:微博网友评论截图 的确,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但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奖51年来,获奖者多来自欧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经济学家“颗粒无收”。 为何华人一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还远吗?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如何缔造? 已故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有分析称,中国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包含了太多超出纯经济范畴的因素。国际经济学界目前难以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资料图: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奖者。 但对于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越容易获奖。例如,2012年获奖的美国学者罗斯和沙普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有效解释了价格失灵情况下的市场配对现象。 换言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腾飞,并非用一项理论就能完全阐释清楚。 华人缺席 也有经济学奖自己的“锅”? 或许有人会问,经济学的领域如此广泛,包括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为何一直难以实现“零的突破”? 这可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特性”有关。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王室成员与众多名流出席2018诺贝尔奖晚宴。 ——评审具有“滞后性” 报道称,负责评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担心“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正因如此,历年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接近67岁。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曾表示,目前的获奖者,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就在经济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那时的中国经济理论,并不像现在这么繁荣。 此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 但大概不是我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那么,何不让奖牌“再飞一会儿”? 资料图: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 ——评判规则“西方化” 中国人无缘经济学奖的另一个原因,普遍被认为与该奖项的“评奖规则”有关。 虽然诺贝尔官网上写明,评选对象是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研究者,可51年来,84位经济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美。 稍早前,林毅夫曾公开谈论自己为何无缘得奖,他表示,有资格进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中国经济学家虽也有机会被推荐,但票数很少,无缘进入小名单。 资料图: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对夫妻得主埃丝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纳吉。 据了解,受此限制的不仅是中国,即便是21世纪以来,几乎“一年获一项诺奖”的日本,也一直在经济学奖中“铩羽而归”。 截至目前,日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数也为0。有分析称,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外。 但尽管如此,林毅夫仍然倡导,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他表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人类知识的增量做出创新性贡献的成果。 何时实现“零的突破”? 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阿勒玛斯教授曾预测,在未来5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将出现中国学者的身影。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逐渐被世界听到。 据统计,1980年到2017年间,共有43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位于世界第13位。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仅有林毅夫一人的状况,已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贡献。 资料图: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在颁奖仪式上展示获得奖项。 斯特伦伯格也曾表示,“假以时日,中国人或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不是意外事件。” 目前,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 明天会更好吗?我们翘首以待。[详情]

中国新闻网 | 2019年10月16日 10:42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 午宴晚宴均可售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 午宴晚宴均可售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我们别再当“冤大头”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解局 自新千年伊始,中国就兴起了一股诺奖得主走穴热。 诺奖得主疯狂捞金,中国真的是“人傻钱多速来”吗? 1 “组团”来中国走穴 诺奖得主从何时起频繁来华,这个已无从考证。 代表人物,却有一二。 蒙代尔是来华最多的诺奖学者。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被誉为“欧元之父”。 早在1995年,蒙代尔就到访中国,与中国就此结缘。获得诺奖后,更是成为了“常客”。此后10年间,蒙代尔访问中国超过20次。仅2013年下半年,就来了5次。 (蒙代尔出席中国某论坛)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诺奖得主也不例外。 最近几年,在中国独领风骚的是挪威的爱德华·莫索尔。自从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莫索尔好像“爱上”了中国。 让我们来看看2019年莫索尔的中国行程吧—— 2月26日,会见浙江嘉兴市领导。 4月7日,参加河南郑州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创新中心的揭幕仪式。 5月5日,访问山东大学。 6月15日,在陕西中医药大学作学术报告。 9月10日,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9月13日,参加欧美同学会第六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郑州峰会。 9月16日,接受某母婴类社区综合平台的采访。 9月18日,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莫索尔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以上只是不完全统计。按这频率,莫索尔几乎每月都要来一次中国,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颁发个劳模勋章也不为过。 更让人惊奇的是,诺奖得主不仅不辞辛劳,还十分亲民。除了高大上的科技论坛,就连房地产活动也愿意屈尊参加。 2014年9月12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光临了某开发商楼盘,与社区业主、300多位企业家齐聚一堂,探讨“创新的榜样”,一点架子都没有。 (新闻报道)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诺奖得主开始流行“组团”走穴。 2018年8月10日,崔各庄论坛暨诺奖成果转化高峰论坛上,6位诺奖得主“抱团”参加。一个月后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又“召集”了5名诺奖得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莫索尔也位列其中。 最牛的还是上海。2018年10月29日开幕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海•滴水湖),“集齐”了26位诺奖得主。 (新闻报道) 不知道是否能召唤牛顿或爱因斯坦? 2 诺奖得主的生意经 上个世纪,很少有诺奖得主到访中国;今天,诸多大咖纷纷来中国站台。仅从这个变化看,可以视作中国影响力的一大进步。 中国科技是在开放学习中进步的。诺贝尔奖又是科技殿堂的最高荣誉,诺奖得主亦是最顶尖的人才。因此,邀请诺奖得主来中国,探讨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分享行业新动态新方向,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 退一步说,哪怕是走秀,也间接传播了科学精神。 但站在诺奖得主的角度,来中国走穴,大多数与科学无关,只是一笔生意。 当诺奖得主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市场有需求,就有商业机构来运作。诺奖得主来中国走穴,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2014年6月,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到访中国,包括高校讲座、企业考察以及经济论坛在内的活动,全部由一个名为“世界名人中国行”的机构策划。 (基德兰德在中国) 这家机构,拥有遍布全球各领域的名人经纪资源,包括各国政要、诺奖得主、经济名家、企业领袖等,曾多次策划、邀请“洋大师”来华。 据《羊城晚报》记者调查,企业邀请蒙代尔和罗杰斯等大师前来演讲报价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约16万美元)。这只是5年前的价格,现在肯定不止这些。 实际上,出席演讲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份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的中国行广东站招商方案,仅赞助合作方式,就报价不菲—— 首席冠名赞助合作伙伴限1家开价20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限3家每家80万元、指定赞助限5家每家30万元、支持单位限5家每家15万元。 (赞助合作方案) 诺奖得主的时间很宝“贵”,在中国每一分钟都充满商机,演讲会中的与大师互动对话环节、大师亲临企业参观指导、招待晚宴、午宴,甚至往返机场车程中与大师独处,均可明码标价,向社会“出售”。 看到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莫索尔每次来中国,短短几天,要奔波于多个城市。 挪威到中国相隔7000多公里,来一次不容易,自然要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多多参加活动,多多捞钱。 在国外,莫索尔只是一个科学家,在中国却成为通吃学术、产业界,横跨生物、教育领域的弄潮儿。 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棵“摇钱树”。 3 反对诺奖形式主义 我们不反对诺奖得主来华,反对的是形式主义。 有的科技论坛,邀请一个或多个诺奖得主,每个诺奖得主演讲半小时。短短半小时,能谈什么深刻的观点,带来什么启发? 有的活动,诺奖得主的演讲主题与活动主旨南辕北辙。曾有科技界业内人士爆料,在研讨科技政策的研讨会上,当地政府硬是请来了研究细菌的诺奖获得者讲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更有甚者,一个诺奖得主在中国身兼数职。例如莫索尔,先后在上海、济南、嘉兴、无锡等地设立“诺贝尔奖工作站”或实验室。 (莫索尔在上海设立工作站) 这些诺奖得主难道有分身之术? 如果是商业活动,倒也无可厚非。2014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开幕前,某品牌矿泉水公司董事长与蒙代尔进行了“交流”。 企业热捧诺奖得主,就是希望能利用名人效应推广品牌。在商言商,各取所需。 但是,政府举办的活动,如果硬要拉着诺奖得主站台,不仅无助于国际交流,反而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2018年,深圳发布诺奖实验室组建管理办法,每个诺贝尔奖实验室将收到最高一亿元的建设资助。 (新闻报道) 我们理解深圳抢夺科技制高点的宏愿,但是,这些诺奖实验室真的能促进深圳的基础科学发展吗? 回顾历史,过去30年,深圳没有产生过一名诺奖得主,并不妨碍深圳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展望未来,深圳未来的发展,也不取决于诺奖得主及其挂名的“实验室”。 这个钱,我们还是少花点好。 4 中国需要的是大科学家 诺奖得主来华捞钱,本质是诺贝尔奖崇拜,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学术功利化。 但须知,中国应该崇拜的是诺贝尔奖精神,而非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精神,恰恰是杜绝学术浮躁、功利化,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如果一个科学家频繁走穴捞钱,他必然没有时间做科研,也无法获得诺奖;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获得诺奖后频繁走穴捞钱,人们能够从他身上获得只是铜臭味而非科学精神。 2015年,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这样说: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获奖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 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屠呦呦口中的“很多事”,显然不是走穴捞钱。 “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60多年来专注中医药研究实践,在获诺奖之前鲜为公众所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参加完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当天就返回湖南,第二天还要到田里去。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研制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隐“功”埋名30年。 当下中国,需要的不是走穴捞钱的诺奖得主,而是脚踏实地的大科学家。 与其把钱花在外来的诺奖得主身上,不如拿来资助自己的科研工作。 别再当“冤大头”了!    [详情]

财经国家周刊 | 2019年10月16日 07:30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 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第一财经 | 2019年10月16日 04:38
复旦教授:“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环球时报 | 2019年10月16日 01:23
任泽平: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任泽平: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原创: 任泽平 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家进 马图南 贺晨 孙婉莹 华炎雪 梁颖 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将全景式回顾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贡献,51年84人,梳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本篇为上篇,将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1969-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摘要 1、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美国是获奖最多的国家,芝加哥大学是获奖最多的高校。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已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其中,共有48位得主生于美国,远高于英国(8位)、法国(4位)、俄罗斯(4位)、加拿大(3位)和挪威(3位)。若根据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更高。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9所为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非美国高校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美国大学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一方面反映美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与评选机制有关,提名者通常依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进行提名,因此对有共同工作经历或有师生关系的经济学家更为熟悉。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多人存在师生或共事关系,例如1987年得主索洛是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的学生,1997年得主默顿是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的学生等。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符合比尔德定律(30-40岁区间的产出最高,70%的工作在45岁前完成,80%的工作在50岁前完成):28岁获博士学历,此后进入学术成果的高产期,39岁出版最重要的学术作品,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约67岁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后学术创造会有小幅上升,但1-2年后再次下降。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2、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获奖频率居首。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例如,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延伸进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领域。上述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 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此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4、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诸多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文 1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经济学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以表彰为经济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术界、商业界和政策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 1.1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计 1)1969-2019年,共计51届84位获奖者中,有25届由一位得主独享,有19届由两位得主共享,有7届由三位得主分享。 2)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3)有两位女性得主,第一位是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第二位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 4)有四位得主,他们的家人也获过诺奖:1969年获奖的简·丁伯根,弟弟尼古拉斯·丁伯根获得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获奖的纲纳·缪达尔,妻子阿尔瓦·缪达尔获得1982年的和平奖;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二人是夫妻。 5)按照得主的出生地进行统计,美国是拥有得主最多的国家,共计48位,其次是英国,共计8位。若根据得主的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进行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将会更高,例如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分别出生于印度和法国,但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均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培养了最多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中心地位。 6)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进行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为非美国高校,其他9所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再次反映了美国在培养和吸引优秀经济学人才方面的统治力。 1.2 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领域逐步扩大,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的包容进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外,还有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他认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他开创性地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是基于利益关系的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 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新领域。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框架效应、锚定效应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偏好一致性公理,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自利原则。 上述例子中的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艰辛历程,但最终均荣获诺奖对其贡献予以肯定。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开放包容的学科,一直在不断向前探索,从未止步。 1.3 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担当及三次思想分野,诺奖获奖时间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 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1.4 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与国际快速接轨,一大批优秀学者回国任教,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 此外,国际上经济学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相对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制约了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无数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介绍:1969-2019 我们将全景式回顾1969-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计51届84位得主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2.1 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共同获得,表彰他们利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 2.1.1 拉格纳·弗里希 弗里希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95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19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经济学专业,1926年获得奥斯陆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开始担任奥斯陆大学助理教授。1927年,弗里希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访学。在那里,他与其他对经济学中数学与统计的应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合作,其合作者包括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0年,弗里希与欧文·费雪发起成立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弗里希的学术成果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尤其以动态经济学研究著称。主要包括4个方面:其一,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二,他首先在经济计量学建立“三合一”理论,即把经济理论、数理方法与统计学应用到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这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他首先建立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模型。他指出经济周期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来解释,他建议是一种熊彼特式的模型,即以科学技术推动的经济长波周期模型。该模型与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和宏观动态分析有部分相似之处。1936年他发表的《论均衡与非均衡概念》为动态经济学方法论和术语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其四,他对生产理论和效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弗里希早期研究中论述了效用理论和指数理论的基本原则,也对生产理论进行了拓展。他探讨了消费者偏好商品切换中的有序性,推导出一众适合递增线性转换的效用函数。 2.1.2 简·丁伯根 简·丁伯根是将经济学研究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先驱者。他190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22年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保罗·埃伦费斯特学习数学和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期转向经济学。1929-1945年间,他在荷兰中央统计局担任统计员,1933年同时担任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教授。1956年,他与亨利·泰尔(Henri Theil)创办了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所。 简·丁伯根主要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核心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一,他创立了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早在1936年,丁伯根就创立了含24个联立方程式的经济模型,以此反映各类不同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创立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一致的收入与消费方程式。在他的模型中,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核心因素。此外,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货币流通、经济滞后等因素。尽管该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仍不够精确,但仍对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他提出了现代动态经济分析和“蛛网理论”。蛛网理论引入时间因素来进行价格与产量的动态分析。其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法改变商品价格,但可以改变商品产量,故本期的市场价格由本期产量决定,但本期的产量由上一期的市场价格决定。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农产品市场的分析,旨在说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市场存在蛛网型的波动,因此需要政府实行经济政策来干预或者引入期货市场调节。我国的猪肉价格波动即是“蛛网周期”的典型反映。 其三,他提出丁伯根法则指导经济政策制定。丁伯根法则,即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而要达到多个目标,政府必须至少应用多个独立且有效的经济政策。该法则告诉我们,如果试图用一种政策工具实现多个经济目标,则会因为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政策效率。这一思想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对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提供了解释。 2.2 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由于其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他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推广的重要学界领导者。萨缪尔森在美国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其著作《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之一。 萨缪尔森于16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5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32岁时成为正教授。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它是美国第二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也是第一本成功推广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出版后风靡全球,成为了史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目前已更新到第19版,译成40种语言。萨缪尔森使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成为全美经济学重镇,培育出多位杰出经济学者,包括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默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其中多人在日后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的研究成果涵盖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其一,他擅用数学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静态和动态过程的分析。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和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二,他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论,以数量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与“就业乘数论”,首创经济波动模型,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他提出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这与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贸易促使本国的充裕要素报酬上升,而进口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从而实现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趋势。 2.3 1971年:西蒙·库兹涅茨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俄籍美国人,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实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强调实际经济数据分析,把统计学与经济学相融合。 1901年,库兹涅茨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平斯克(现属白俄罗斯),大学学习始于俄罗斯,但在1922年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31年起,库兹涅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兼职教授,1936年成为全职教授。1960年起,加盟哈佛大学,直到1971年退休。 库兹涅茨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是实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强调真实数据对问题实质的反映。1927年他在纽约全国经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对各国历史生产力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其二,他提出的“库兹涅茨周期”与人口增长分析是长波经济研究的重大突破。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该论文整理了美、英、法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在充分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国经济增长周期平均为20年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周期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率相关。 其三,库兹涅茨还深入研究了国民收入核算问题,被称为“GNP之父”。1941年,他发表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文,把国民收入的核算系统理论化,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的含义及核算的具体方法。他还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建立起了“收入革命”理论,指出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国民总收入、生产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 2.4 1972年:约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罗 英国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与美国人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4.1 约翰·希克斯 希克斯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也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研究中的先驱。他于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1926年希克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39年初,《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希克斯担任曼彻斯特大学首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46-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参加了该学院的组建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出版了《经济周期》、《需求理论的修正》两本书。1961-1962年,他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 希克斯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该模型在他为凯恩斯出版的《通论》一书所做的点评中提出,书评名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受启发的解释》。他提出了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的思想对《通论》部分内容重新解释,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相结合,被视为宏观分析中的经典。 其二,他对一般均衡理论也有重要贡献。1939年希克斯的作品《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就商品、生产要素、信任和货币的整体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这项模型完善了原有消费和生产理论,讨论了多个市场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扩大了静态分析的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多期动态分析。与此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为研究外生变量变化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为沟通一般均衡理论与通行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桥梁。 其三,希克斯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贡献巨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入帕累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重新定义消费可能曲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等。二是重新定义和解释消费者剩余。三是对福利经济学补偿原则的补充。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减少。但是,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减少,就比较难判断社会福利是否也达到最大化。希克斯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政策补偿在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 2.4.2 肯尼斯·阿罗 阿罗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后续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研究贡献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面,同时也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 阿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先后获得纽约市社会科学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49-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在不断发表了研究成果后,阿罗逐渐受到政界的认可。1962年起,阿罗开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担任过经济计量协会会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7-1974年)、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1963年)。1968年后在哈佛大学任教授。 阿罗的经济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阿罗发展了福利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不可能定理”。此前的经济学强调选择行为可以通过理性分析达成一致结论,不论是消费者偏好还是生产方式选择,且方案都具备传递性,即ABC三种方案中若A优于B,而B优于C,则A优于C。但阿罗发现了投票中选择传递性失效,即当选民支持率中A高于B,B高于C,但拿A/C比较时,A却未必能获得更多支持,所以投票不一定表现出偏好传递性。阿罗用数学推理证明:在社会上个体自有其对社会各项事务的偏好的时候,找到一个逻辑上与个人偏好不矛盾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其二,他完善了“一般均衡”的方法论。一般均衡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于1874年首先提出,但其现代概念则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与德布鲁等人建立。阿罗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竞争分析》中,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这一成果后来被称为阿罗-德布鲁定理,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定理之一。阿罗的一般均衡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于复杂经济现象的框架性理解,对经济学家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帮助,也是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标志。 2.5 1973年:华西里·列昂惕夫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俄裔美国人,他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列昂惕夫于1906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社会学专业,19岁便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8年,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1930年,列昂惕夫移居美国后,正式从事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早期,他的工作重点是编制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并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体系。1966年,列昂惕夫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论文集》一书,总结了他的投入产出理论。同年,出版了《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理论的形成》一书。1967年,列昂惕夫被纽约大学授予终身教授职衔。 列昂惕夫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列昂惕夫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主要基于线性代数的方法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种部门之间的商品和资金流动的方法,并构建投入产出表分析一个部门的需求波动对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投入产出分析以数量关系联系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要素的变化,它最主要的应用是进行经济预测,但还能研究环境污染、人口、世界经济贸易等社会问题。 其二,列昂惕夫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对后来学者有重要启发。列昂惕夫在1953年到1956年研究了美国的国际贸易,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美国的出口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所以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列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该谜题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产生了劳动熟练说、人力资本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等一系列解释和讨论。 2.6 1974年:纲纳·缪达尔和哈耶克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由于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获奖。 2.6.1 纲纳·缪达尔 缪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他最具盛名的成果,主张重视社会制度研究。此外,他还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 缪达尔于1898年出生于瑞典,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1925-1929年赴英国和德国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1930年作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访问美国。期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等。1945-1947年缪达尔任瑞典商业部部长,1947年开始担任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61年,缪达尔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缪达尔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对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它指的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经济,则经济中各要素存在着相互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个经济要素改变会带动另一要素的改变,而这一要素反过来会反馈给前一个要素从而循环加强该要素的变化,导致社会产生的变动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加剧。因此,社会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常态不是均衡,而是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具有累积效应的不断运动。缪达尔的这一理论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他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把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与黑种人相对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分析为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还能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其二,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对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启发。 其三,缪达尔是动态分析研究经济的重要人物。他以总量分析为基础,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商品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收入的波动与投资和储蓄(或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动态分析方法论是缪达尔批判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重要原因。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的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引入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作用。他认为凯恩斯理论中提到的“投资”和“储蓄”概念过于模糊,没有考虑到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尽管哈耶克的分析较为细致,但仍然不是动态的分析。因此,缪达尔提出“事前”和“事后”概念,引入预期,建立了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方法论。 2.6.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书影响深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政府干预、商业周期等。 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和1923年于维也纳大学分别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1931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50年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1962年前往德国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推荐下,他获得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誉勋位以表彰他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哈耶克的学术成就涵盖多个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在货币与价格领域的研究。哈耶克以米塞斯的货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商业周期,成为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典范。1931年他出版了《价格与生产》一书,1941年发表了《资本的纯理论》一书。在他的理论中,商业周期起源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所促成的资源匹配不当。但由于这一想法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引发了凯恩斯学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 二是他提倡的市场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为70年代的经济滞胀提供了解读。他对英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提出担忧,主张持续不断的政府干预将破坏市场机制。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产生,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失灵,哈耶克的理论得到重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都是哈耶克理论的支持者。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是20世纪经济学界乃至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三是哈耶克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主张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社会,批评科学万能主义,即把科学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科学,因此他撰写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批判生搬硬套物质科学研究至社会研究的现象。 2.7 1975年: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由于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2.7.1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 康托罗维奇于1912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23岁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次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1949年,前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数学研究工作中的成就,授予康托罗维奇斯大林奖金。1965年,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前苏联政府又授予他列宁奖金。 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以解乘数法打开了解决优化规划问题的大门。在线性规划模型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资源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中进行配置,那么为了实现产出价值最大化,经济学家们需要解出一个复杂的线性规划问题,以求出每种商品的最优产量。而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中,他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通过类似“因子分解”的形式对价格在线性规划中进行计算。 这一方法被他完善并推广至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他的方法论如下:第一步建立数学模型,把生产目标、资源约束和所求的最优解确定下来。第二步以线性方程表达上述的模型求解。第三步求解得出最优配置。这种方法也被称之为“康托罗维奇问题数学模型”。这一重大方法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和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他提出的“客观制约估价”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客观制约估价”,它包括对不同产品和不同价格的估价,之所以称之为客观制约,是因为这些估价指的是在最优计划下每种产品生产中所必要的劳动估价,由劳动消耗量与物质消耗量组成。客观制约估价是用来衡量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合理的选择生产方法和进行经济规划,这个概念促进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分析,是他对资源最优利用理论的重大发展。 2.7.2 佳林·库普曼斯 库普曼斯是经济计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广受学界关注。库普曼斯1910年出生于荷兰,1927年入读乌特勒支大学数理系,次年,库普曼斯以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后结识经济学家、数学家简·丁伯根,库普曼斯相当钦佩其智识,因此搬往阿姆斯特丹向其学习数理经济学。1936年获得莱顿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库普曼斯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1950年受聘为耶鲁大学教授。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普曼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库普曼斯引入了数理统计学以研究经济问题。库普曼斯对丁伯根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非常感兴趣,这个模型以线性微分和差分方程建立了投资与产出的动态分析,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库普曼斯用归纳法论证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完善。 其二,库普曼斯以计量分析对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状况》三篇论文,肯定了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新定义最优增长。此前的经济学家以生产为最优分析的对象,库普曼斯将最优消费纳入考察,其经济增长规划不仅考虑短期经济计划,还包含了跨度长达几代人的长期规划。 其三,他提出活动分析法,对微观经济中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他于1951年组织有关专家出版了《生产和调度的活动分析》一书,将活动分析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一般均衡理论、线性规划相融合,形成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活动分析法通过分析商品活动求得最优解,为制定最优计划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在经济规划,还在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区域规划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2.8 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早期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且参与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工作,但研究逐步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成为货币主义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本科以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次年入读芝加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至1943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直至1976年退休,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30年,他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塑造成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是一个博学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经济史等。他主要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但在长期,货币发行量只影响物价水平,与产出水平无关。所以货币的发行总量应该与商品价值总量一致,超出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发行量将引起通货膨胀。它强调货币供应政策选择遵循“单一原则”,强调货币供应量的长期增长率应当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且这一增长率应当公布给民众,从而引导通胀预期。 其二,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弗里德曼之前,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得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库兹涅茨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不能解释的。而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解决了这个难题。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内涵是消费行为取决于人们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短期收入,因此只有预期之外的影响未来永久收入的政策变化才能影响消费。而永久性收入是无法直接观察的,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推导出来。 2.9 1977年:贝蒂·俄林和詹姆斯·米德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9.1 贝蒂·俄林 贝蒂·俄林,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俄林于1899年出生于瑞典,先后在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深造。1930年,应聘到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4年,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长,并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 俄林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贸易理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提出生产要素禀赋假说。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劳动分工与贸易分工都受到天然禀赋的制约。二是他提出了价格均等定理。价格均等定理也是生产要素禀赋说引申的命题,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最终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平均化。俄林也说明要素价格均等是一种趋势,而非指完全的平等化,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贸易促进了资源配置合理化,但无法真正解决要素在地区间的非均等性。 2.9.2 詹姆斯·米德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07年,米德生于英国的巴斯市,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负责教学经济学理论,失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1947年,米德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商学教授,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期间他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一书。1957年米德转入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67年后他不再任教,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并于1974年退休。 米德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他提出一国的政策目标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内的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国内经济平衡主要包括对内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保持上升状态,经济总体景气。反之,如果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则是经济失衡状态。他提出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提出与如今的“逆周期调节”相类似的观点,即当经济衰退时,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拉动经济,反之则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对外平衡主要指国际收支平衡,即对外收支总体既无赤字,又无盈余,汇率保持稳定水平。米德认为要达到内外同时平衡,需要应用至少两种政策手段,这符合丁伯根法则。在米德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将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资本流通相结合,米德的模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 2.10 1978年: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他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使他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伯特·西蒙于191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42年西蒙担任了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政治系教师,并于194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1946-1950年间,他担任了多个政府部门或协会的顾问。1949年西蒙应邀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先是任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1949-1955),后来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西蒙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管理的决策职能。在西蒙之前,决策被认为是计划职能的一部分,但西蒙提出决策才是管理的首要职能。二是提出了“已知最优”的概念,西蒙提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时不可能穷举一切方案,而是要从已知方案中寻找满足要求的。三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即管理人和决策者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限理性”。因而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管理者作为人本身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等因素,决策者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而是足够好的解。 2.11 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和阿瑟·刘易斯爵士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问题的研究共同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11.1 西奥多·舒尔茨 舒尔茨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侧重点在于研究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效用,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舒尔茨于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普通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22岁从家乡的农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25岁时取得了科学学士文凭,并于1930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在他的成长时期,他目睹了美国大萧条期间农民生活的艰辛,家庭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经历使得他将研究始终倾注在农业领域的“穷人经济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舒尔茨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和人力资本领域。在农业经济方面,舒尔茨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农业可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的重点,尽管传统农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限,但现代农业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将农业分为传统农业、过渡农业和现代农业,并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其利润相对较低、生产相对落后。传统农业要获得发展,其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并转化为收益率较高的现代农业。这要求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要素,还包括引进和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的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后世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在舒尔茨之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地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变量考虑到发展经济学中。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并提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在于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支出而非简单的消费支出,同时人力资本需从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 2.11.2 阿瑟·刘易斯爵士 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现为圣卢西亚)。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并分别于1937年、1940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1952年,他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刘易斯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并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51年刘易斯出任联合国总部发展落后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长期在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考察使得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1963年-1986年,刘易斯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专注于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研究,并始终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 事实上,刘易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主要经济贡献在于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前者依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后者代表现代工业中以雇佣工人扩大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刘易斯突破了古典主义中对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假设,指出在贫困国家在发展初期传统部门的隐蔽性失业使得其几乎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要现代部门中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现代部门,使得资本利润得以不断扩张。因此早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难以得到快速提高,而在传统部门中的人口红利逐步被现代部门吸收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速会逐步放缓,进入新古典主义中一元经济的发展新阶段。 2.12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因其对宏观计量经济学开创性的研究与发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其主要成就在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数量方法,将凯恩斯理论转化为数学公式,并根据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建立宏观计量模型。 1942年克莱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其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两年内便完成完成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年仅27岁的克莱因发表《凯恩斯革命》引起西方学界注意,而在1949年不到30岁发表的成名作《美国1912-1941年经济波动》中提出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西方引发强烈反响并加速了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推行。随后,克莱因前往欧洲游学并于1958年返回美国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克莱因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济政策评估、经济数据波动测量与预测的计量模型,在结构、规模、预测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均做出开创性的研究。克莱因先后发表了《美国1929一1952年计量经济模型》(1955)、《联合王国计量经济模型》(1961)、《沃顿计量经济与预测单位模型》(1967)、《布鲁金斯SSRC模型》(1969)等多篇论文,从结构、方法以及实证的角度全方面对宏观计量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并试图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计量预测。 2.13 1981年:詹姆斯·托宾 1981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因其对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的杰出研究,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著名理论为资产组合理论,主要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的研究,他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同时还提出了托宾税、托宾Q比率、蒙代尔-托宾效应等理论,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 1935年托宾以优异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先后攻读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彼时哈佛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熊彼特、汉森、钱伯森、列昂惕夫、萨缪尔森等一众经济学人共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氛围,身处其中的托宾与他们的交流使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50年后托宾便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培养出无数优秀学生,其中包括前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在资产投资决策方面,托宾主要提出资产投资组合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首次在托宾《作为对待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的著作中提出,是对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与利息率呈反向关系,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对投资者资产进行了的单一持有的假设。托宾认为投资者可持有的金融资产是分散而多样化的,他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追求最高收益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必定持有多种资产,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能反映利息率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呈反向关系,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现金需求与利息率的相反关系提供了基础。 在投资与产出方面,托宾主要提出托宾Q比率以及蒙代尔-托宾效应。其中,托宾Q比率被定义为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价值之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将带动企业股价上行,一旦Q比例大于1,则企业有动力扩张投资,从而实现整体经济产出的提高。蒙代尔-托宾效应则指出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当名义货币供应量上升时,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名义利率提高,使得投资者选择减少货币持有从而降低实际利率,刺激产出增加。 在外汇交易方面,托宾崇尚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并提出托宾税的概念,其实质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主要针对短期资金的往返流动进行征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稳定汇率,同时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来源。 2.14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因其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相关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勒处于新古典主义阵营,他相信政府管制对公共经济的利益是低效的,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 1911年斯蒂格勒出生于美国西雅图附近的小镇,并在西雅图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1931年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他遭遇美国大萧条最严重时期,难以找寻工作的斯蒂格勒重返校园通过奖学金于西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斯蒂格勒结识了一名极具启发性的老师,萌发了经济学的研究兴趣。1933-1936年斯蒂格勒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并在此开始了与艾伦·沃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终生友谊。与较为活跃的挚友弗里德曼不同,斯蒂格勒拒绝了各方政府部门的邀请,终生在学校醉心于学术研究。1938年毕业后,斯蒂格勒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并于1947-195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58年斯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 斯蒂格勒的学术贡献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分析。在1971年出版的《经济管制理论》中,斯蒂格勒指出政府试图在为全部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拟定法律法规,而实际运行过程中,小部分利益集团将大概率说服政府使用公共资源和权利来改善其利益,导致经济法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特定利益集团,而不是服务于公众,从而导致市场的整体低效。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自由市场制度更为有效。斯蒂格勒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贡献在于以经济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与法律问题,并激发了对管制立法效果以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研究,被称为是“管制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 二是为提出竞争与垄断两级模型,将微观基础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在斯蒂格勒出版的《寡头市场需求曲线和刚性价格》、《寡头理论》中,他揭示了寡头市场需求曲线模型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预期失灵,指出寡头市场下的价格刚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他应用卡特尔理论对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成本差异以及折现率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市场上存在的合谋进行进一步阐述,指出共谋行为的稳定性实际上依赖于察觉、惩罚背离协议的能力或公开限产行为的能力。 三是创造性的填补了信息经济学的空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的关注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与经济效益问题。斯蒂格勒通过对信息成本对价格、工资和其他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信息在获取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地域的成本不同,因此同一产品在存在不同价格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市场行为,并不需要人为的干涉与管制。 2.15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因其把新的分析方法纳入经济理论以及把一般均衡理论予以严密的重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德布鲁致力于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即如何通过价格使生产者的供应同购买者的需求取得平衡,并最终通过细致的数学分析对均衡理论做出了细致的描述。 德布鲁1921年出生在法国加来并于194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46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1948曾在法国驻联邦德国的占领军内服兵役两年。1949年,德布鲁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1955年任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55-1961年年德布鲁先后前往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及高级研究员并于1962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和数学教授直至退休。 德布鲁的主要著作为1959年出版的《价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原理分析》,其中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德布鲁的数学模型主要依存于三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经济主体都拥有初始资源;市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消费与生产相互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最终交易实际上都将按均衡价格进行。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由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商品和劳务相对价格做出独立决定,最终达到一般均衡。 2.16 1984年:理查德·斯通 1984年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由于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将国民核算体系公式化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师从凯恩斯,斯通继承了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思想,并试图开发、测量与国民经济相关的经济数据。 1913年夏,理查德·斯通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上层社会家庭。1931年斯通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随着兴趣的转移,他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学,并师从英国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940年斯通开始任职英国内阁,二战期间,他一度担任英国中央统计局的高级统计师,还曾担任凯恩斯的助理,在恩师的指导下,斯通开始了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初步探究。战争结束后,斯通放弃政府高薪职位,受导师邀请前往剑桥大学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第一位系主任。1945-1980年斯通在剑桥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时光,在此期间斯通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受世界银行以及各国邀请协助核算国民经济指标。 斯通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建立标准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开创性的将会计中的复式记账法引入对经济的核算,论证了凯恩斯主义中对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三大决定国民收入主要因素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测算与完善。 2.17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以及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而获得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是一名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关于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论述对IS-LM模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莫迪利安尼于1918年出生于罗马并于193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同年,为逃避法西斯统治,莫迪利安尼携妻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并在纽约市新社会研究学院改修经济,1943年任该院讲师,1944年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46-1962年,莫迪利安尼先后于伊利诺伊大学、卡耐基理工大学、西北大学。1962年前往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七十年代中期,还先后被选为美国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协会会长。 莫迪利安尼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生命周期理论本质为消费假说模型,主要论述家庭金融决策的目标是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现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现值的最大化。此外,理性人将依据其现行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和继承收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的稳定的消费率并按比例均匀地消费总收入。当现行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消费率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 二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该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框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本市场完备、无交易成本、投资理性、负债无风险以及预期收益率概率分布相同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公司价值的决定因素。MM定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不考虑税收的条件下,企业负债与否不影响企业价值,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处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再加上与其财务风险相联系的溢价;二是在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无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公司税后企业的现金流量除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负债经营公司的价值等于同类风险的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减税收益(税率乘以债务的价值),即公司所得税后将影响企业价值,负债经营公司价值将高于为负债公司,且负债公司价值在负债达到100%时最大化。 2.18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Jr.)因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而获得诺贝尔奖。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布坎南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影响。身处新古典主义阵营,布坎南坚持政府失灵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干预是导致失灵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引入经济理论当中。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他最早就读于田纳西州师范学院,之后又考入田纳西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二战结束后,布坎南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期间结缘启蒙导师弗兰克·奈特和K·威克塞尔,从一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信仰市场力量的古典主义成员。1949-1986年,布坎南开启其学术生涯,分别于田纳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通过对意大利财政学派的研究,更加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布坎南的突出学术成就为公共选择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图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同时在1975年《自由的限制: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集权主义之间》、1977年《政府增长的动力》、《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有三大假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以及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三类假定的核心在于指出民主政治活动同样具有交换的性质。公共政策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相同,是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在于将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试图证明在公共决策领域,决策人内在的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将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产生扭曲,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低效。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把增加社会福利与平等的权利随意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理性的做法是约束政府的权利,并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详情]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研究价值很低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研究价值很低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文: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北京鑫星伊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选的主题很好——抗击贫困,颁奖结果却备受争议。 并无创新的统计学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起源于财富,财富的反面就是贫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在他看来,消除贫困的路径是财富增长,但如果财富增长不能为多数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因为贫富分化将导致社会动荡。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他看来,彻底消灭贫困的选择是社会变革。 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长期致力于扶贫事业的研究。诺贝尔官方文告写道:“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显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不是贫困经济学,而是扶贫研究的新方法。 贫困与扶贫,是相关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经济学,后者却未必。读了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我觉得获奖者有故弄玄虚之嫌,把如何有效扶贫的研究冠名为经济学,“蹭”了一个经济学奖。如果是无意的,错在评委会。如果是故意的,错在获奖人。无论获奖人的身份如何高贵,我也不能接受一项研究扶贫方式及其统计方法的成果“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基于实验的新方法”属于统计学的范畴,针对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处理方法有很多,获奖者的方法“新”在哪里?不知道!从“抗击全球贫困”的获奖主题看,当然要研究全球贫困人群的分布与减少,但获奖人的研究忽视了全球扶贫、减贫最有成效的中国(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能获此殊荣,经济学诺奖评委们,扶贫研究可以用小样本数据,但作为诺奖评委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次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的诺奖颁布 贫穷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有各种理论或解读。但无论如何定义贫穷的本质,也不能把贫穷经济学理论,混同于扶贫效果的方法论研究。 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基本没有研究贫穷本身,更没有回答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书中的实验数据很有价值,但绝大部分是微观实验数据,有助于人们在制定扶贫计划及其预算监督的实践中,以较低的扶贫预算收获较高的扶贫效益。微观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绝不能直接用来证明贫穷的本质,否则会得出令人发笑的结论。 比如:获奖者研究穷人家庭的生育问题,用实验数据“证明”穷人爱生孩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看似科学的统计结论似是而非,回避了家庭生育率背后的经济机制和制度选择。 我研究家庭经济学多年了,贫困和生育的关系至少有三个维度:1,从人均GDP的维度看,孩子越多,人均GDP越少;2,从人类生存方式的维度看,人往村里走,钱少孩子多;人往城里走,钱多孩子少;3,从成本收益分析的维度看,孩子的养育成本和家庭的幸福指数成反比。经济学有三大基本定律:资源的稀缺性;分配的必要性;制度的选择性。基于上述定律,母亲的生育能力是稀缺资源,孩子是家庭生产的稀缺“商品”,家庭的经济收入是有限资源,穷人进城也不会多生,“越穷越生”源于农村生活方式,而非经济规律。 再次恕我直言,我绝不是否定获奖者从事的实验研究,也不否认这些研究对全球抗击贫困的努力有所帮助,甚至对扶贫政策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奖项,它们的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 2019年10月21日于北京 [详情]

新晋诺奖得主:关于贫穷 我们本该知道的5件事
新晋诺奖得主:关于贫穷 我们本该知道的5件事

  新晋诺奖得主:关于贫穷,我们本该知道的5件事 编者按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学院颁发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MIT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以及哈佛的迈克尔·克雷默获奖。而班纳吉、迪弗洛两位经济学家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深入五大洲的穷人世界,调查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获奖后,夫妻经济学家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流量,但也许,他们更愿意这些流量转化成政策影响力,去影响全球更多的贫困人口。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丝特·迪弗洛 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谈论哪些国家的经济在增长,哪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这看上去没有任何用处。一些国家由经济瘫痪转变为经济奇迹,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另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模范”沦落到谷底,如科特迪瓦。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找出合理的理由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会忽然发生。 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见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 他们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该使用多少化肥,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易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在他们发现那些坚信不疑的信念是错误的之前,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如果女孩们与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并且未采取避孕措施,或农民使用两倍于正常量的农药,这些事情的后果都是严重的。例如,由于人们不确定接种疫苗有哪些好处,再加上办事拖延的习惯,导致很多孩子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公民盲目选举,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同种族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使顽固和腐败问题变得更严重。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一条普通的信息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要想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条信息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它必须是人们尚未知晓的(如“婚前禁止性行为”是人人都知道的,效果不明显);信息的发布方式必须是简单而有吸引力的(电影、电视剧、精心设计的报告单);信息的来源必须是可靠的(有趣的是,媒体看上去似乎是可靠的)。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 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穷人没有自来水,因此,当市政府对水进行氯化时,他们不能受益。他们买不起速溶的强化营养型麦片,因此不得不想办法确保他们及自己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营养。他们没有自动扣除功能的储蓄计划,例如退休计划或社会保障,因此要想办法存些钱。做这些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人们考虑当下或前期做出少量付出,而回报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人们拖延的习惯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穷人,更为麻烦的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着竞争激烈的小本生意,剩下的大部分人打散工,总要为找到下一份工作发愁。这说明通过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会得到很大改善——降低加铁/碘盐的生产成本,使人人都买得起;银行提供存钱容易但取钱代价会稍高的储蓄账户,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可以对银行进行补贴,以弥补其带来的成本费用;在自来水昂贵的地方提供清毒剂以做净水处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 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幸拥有一个账户的话)是负利息, 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市场尚未健全,尽管医疗问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在一些案例中,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可以弥补市场发展的不足,例如小额信贷市场,它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利息不高,人们支付得起;又如,电子转账系统(用手机等)和个人识别系统可以在未来几年大幅削减银行成本。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这类市场的兴盛不仅需要靠自身的努力那么简单,有时需要政府的支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可能会产生免费赠送的产品或服务(如蚊帐或到保健中心做检查),甚至奖励人们做有利于自身的事情,虽然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各类专家都不信任这种免费发放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是从纯粹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有些夸张了。相对于收取一个固定价格来说,免费向每个人提供服务的成本常常更低。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 的确,在这些国家,事情很难办成:一项关于帮助穷人的计划由于被某些人接手而失败了;教师教学散漫;建筑施工时偷工减料,车辆超载以致道路塌陷等。这些事件几乎与那些精英们的经济阴谋无关,主要是由于制定政策时出现的错误造成的,包括无知、意识形态和惯性。人们期望护士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但从没有人想过修改护士的工作职责。在印度,一位政府高官曾告诉我们,村里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优秀生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当我们问他们如何评定好坏的标准时(直到四年级才有考试),那位官员立刻转移了话题。然而,由于惰性,这些荒唐的规定目前还在生效。 如果表达正确的话,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有可能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即使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改进的空间仍是巨大的,而在不好的环境下也有一定行动的空间。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他不够聪明 ; 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护士不上班是因为没人对她们在岗位上的表现抱有期望。改变人们的期望是不容易的,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看到村里出现了女官员时,村民们不仅不再歧视女政治家,甚至开始认为自己的女儿也具备这种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善时,这种改善本身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人们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包括现金)。 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解决方案 除了上述5个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本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懒惰和公式化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逻辑,那么我们就能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也能更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发现贫穷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至少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应与全球其他人一起联手努力,让这个世界再没有人每天依靠 99美分生活。(摘编自《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华夏时报》刊发)[详情]

经济诺奖得主评今年诺奖: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有局限
经济诺奖得主评今年诺奖: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有局限

  原标题:2015年经济诺奖得主评今年诺奖: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有局限 【写在前面】: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三位诺奖得主率先在经济学中使用“随机对照实验”,但该种实验方法在经济学家中掀起争议。 本文改编自《有关随机对照实验的访谈》(Experimental Conversations: Perspectives on Randomized Trial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一书的一章,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该书收集了在发展经济学中使用随机评估和实地实验对学术界和政策领袖的访谈。原文是英文访谈稿,采访人为蒂姆·奥格登(Timothy N. Ogden),受访者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由张亚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博士生)翻译,王勇(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整理成介绍性短文,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修改定稿。 一、随机对照实验是样本太小的局部性研究 许多观察性研究都使用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如超过2000万个人口普查的数据。而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RCT)是样本太小的局部性研究,这是其最大问题所在。 我认为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家,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做回归分析的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们刚刚开始借助回归分析进行计量研究。在他们眼中,回归分析是一个“神奇工具”(magic tool),可以揭示几乎所有事情。他们将对各种事物进行多变量回归,并以一种因果关系框架内对其进行解释,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完全不合理。后来,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了解到,这样的计量研究存在种种问题。在今天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已经不再强调回归分析这种魔法性,而会着重强调回归分析存在的种种毛病。 在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现在也有一个“神奇工具”——随机对照实验(RCT),但对这个工具的弊端还不甚了解。当然其他任何估计(estimation)方法也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我认为RCT的弊端很大,很少能达到人们日益对其高涨的预期。人们之所以选择RCT,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关于外生性、工具变量和样本选取(sample selection)等等的争论。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在RCT中都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因此,我没有看到RCT带来研究的质量有什么提升,坏的研究仍然层出不穷。 好的实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细节。在30到40年前,实验经济学刚刚开始发展时,学者们一开始并没有注重细节,做了不少无效的实验,得到了很多教训。对此,尽管很多事情也已经被遗忘了,但仍然有很多学者记着这些教训,比如像查克·曼斯基(Chuck Manski)和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等人。 在曼斯基的最新著作(《Public Poli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20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对RCT的实验方法中细节问题进行了颇为仔细的研究,特别棒的是,他指出了RCT中的一些隐含假设。尽管喜欢使用RCT的学者们对此争辩说,进行RCT研究并不需要假设。但实际上,当人们去推广使用根据RCT研究得出结论或建议,就需要考虑这些隐含假设。 特别是,当把局部实验得出结论进行推广使用时,人们需要考虑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如果你去阅读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的研究,就会发现人们常常思考如何从一个实验中获得结果以及如何将这个结果应用于其他地方。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我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思考。也许我错过了一些东西,但是当我读J-PAL实验室[1]网页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就是在表示那些估算值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它们。这真是怪异的做法了。因为,因果关系是具有局部性的,即使在某地进行的RCT研究发现了因果关系,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因果关系会在其他地方发挥作用,即使在别的地方也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也不意味着效果的大小是一样。 二、RCT方法无法确保因果关系的建立,不应夸大该方法的优点 其实,RCT这一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之外,如美国的社会政策实验等领域已经运用很长时间了。并且直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使用。其中有不少高质量的研究。并且这些高质量的研究都对RCT的优点和局限性有着认真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但可惜的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人们把这一方法神化了。这像是对魔法的信仰,让RCT具有它们不具备的属性。 例如,不少发展经济学认为 RCT可以确保因果关系的建立。但这种观点是荒谬的。首先,RCT研究中会存在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s),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正确地处理标准误差。即使我们发现因果关系,我们也需要论述因果关系可以在其他某个地方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更不用说这种因果关系的一般性了。 其次,RCT应该自觉想法设法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平衡。人们经常性地误认为RCT具有很高的信度(reliability)或者无偏性(unbiasedness)。但这是对统计学的错误理解。信度与精度(precision)有关。而RCT本身就是RCT,它对精度没有任何作用。但是,不少经济学的文献认为RCT可以提高信度的主张。其实,在无偏估计量中,我们获得不了任何关于信度的信息。 我们从统计学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无偏性可能是人们想要的,但无偏并不像接近事实那么重要。因此,如果类似字典序偏好那样(lexicographic preference)偏爱RCT方法,把其置于所有的研究方法前面,看成是“黄金标准”论据,这其实就像我们要将无偏性推崇至其他所有统计学性质之上。而这正是统计学第一课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其他领域的RCT文献中,比如医学,人们经常使用这种黄金标准论据,来说明我们只需要考虑随机对照实验的估计值,或至少将其优先考虑。而在发展经济学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随机对照实验,每个实验组只有少量观察结果,并且存在巨大的标准误差。但RCT的推崇者似乎觉得这比那些使用了1亿个数据但存在潜在偏倚性的研究更可取。这根本没有道理。每个研究都必须被单独地考虑和分析。RCT很好,但是它们只是众多工具中用来发现事物的技术之一。 我认为,目前文献对RCT的好处夸大太多。这不仅会造成对该方法的应用不当,而且建立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做一些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是用魔法的思维代替了统计学。 三、 RCT方法同样存在大样本统计分析的问题 在我看来,过去这四五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对进行大样本数据分析已经非常厌倦了,因为需要对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识别(identification)、偏差(bias)和统计有效性(validity)等统计分析问题进行非常繁杂的处理。这种厌倦导致了RCT方法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得到了人们的追捧,以致于产生了RCT运动。 但上述统计分析问题在RCT研究中也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面对它们。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认为,RCT研究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接受研究结论,因为RCT研究直观展示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值的差别。 但这只是他们的希望。Kremer和Miguel(2004)借助RCT研究了如何如何帮助肯尼亚贫困儿童驱虫(预防和治疗蛔虫)的研究。他们发现向学生发放驱虫药物的效果是最好的,而对学生进行卫生预防教育几乎没什么效果。后来,Miguel和Bobonis(2006)在印度重复(replicate)了该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两项研究让一家名为“Evidence Action“的慈善机构设立“为世界儿童驱虫项目“(Deworm the World)来将驱虫行动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是,另一家慈善机构,Cochrane Collaborations,调查了这一项目的效果,发布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 Cochrane Review》,报告指出,该项目没有得到和Kremer和Miguel的研究一致(consistent)或明显的效果。我并不是Cochrane Collaborations这家慈善机构的粉丝,也不热衷于元分析(meta-analysis),对于驱虫这件事也没有特别的见解,我只是想借这件事情说明,RCT并不能消除争议。 现在我不知道谁是对的,这也不是我在这里想谈论的。但是,当你考虑了一会儿以后,可能就会意识到也许这些研究和报告里面就不存在对的。在一个地方起作用的东西可能在另一地方不起作用,特别是对于诸如驱虫这样复杂的事情而言,它取决于环境和卫生条件,还取决于孩子是否穿鞋,传播程度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也许Cochrane Collaborations Review试图在寻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也了解到Michael和Ted正在对Cochrane Collaborations的分析提出质疑。 但这正是回到了我们开始这类研究之前的状况。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果,而没有人能够真正解决这些差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表明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结果,我们依然不会得到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因为即使我们正确并精准地完成了这些实验,有时结果也会遍地开花。RCT与大样本统计分析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无偏性和有偏性的问题! 在我看来,RCT倡导者们曾以为他们将解决一个我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万能的子弹(magic bullet)。这就是事实。应该让这些RCT倡导者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不更多地谈论60、70年代所做的研究,这应该很有趣。让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些研究并没有改变世界,以及为什么它们让学者中失去了动力。 四、大规模调查数据具有广泛有用的信息,是伟大思想的来源 我非常喜欢US Financial Diaries(一个关于美国家庭金融数据的研究项目)的工作,并且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我目前正在处理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这些数据集中有2000万个观测值,涉及成百上千个问题。对我而言,它们比针对某一主题的一系列随机实验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广泛有用的信息。我可以自己思考它们的代表性和随机性,我也没有被那种除非是RCT否则就没价值的疯狂想法蒙蔽双眼。 当然,获得这些大规模的调查数据需要花费不少钱,但它们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出的问题以及询问方式。如果1000个人都想添加一个问题,而如果你放开让人们去做,它将完全失去控制。另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成本,如官僚系统担任低效率,以及在美国,这些调查(尤其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调查)很难让人们通电话超过20分钟。因此,进行获取这些大规模的数据普查成本确实存在真实的约束。不过,在印度或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进行数据普查所需要的成本会大幅下降,特别是美元在这些国家的真实汇率(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往往高于名义汇率,按照真实汇率换算成美元以后,成本其实会更低。 尽管处理搜集这些数据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但这就是智慧的开始。做科学研究非常困难。如果有一台神奇机器(magic machine),那么我们都会变得容易得多。但并没有。对US Financial Diaries这一类大规模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非常重要。过去100年中,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伟大的思想都是来自这类研究。 五、基于RCT研究进行的政策调整让人感到不安,需要建立RCT的可移植性理论 我认为政策调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通常很慢,涉及很多的政治因素。前几天,我读了戴维·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和马克·史罗德(Mark Shroder)的一本书,社会实验概要(The Digest of Social Experiments),书中写到,他们研究的数百份1999年的社会实验,有75%的实验是富人对穷人所做的。从那以后,相比较于发达国家,人们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更多的实验,因此百分比只会变得更糟。我对此感觉不是很舒服。特别是,如果RCT背后隐含着的政策变化理论是家长制(paternalism),那我将非常反对。 我读过Judith Gueron 与 Howard Rolston合写的一本书,《为可靠性证据而奋战》(Fighting for Reliable Evidence)。Judith Gueron是MDRC(一个美国慈善研究机构)的总裁,这本书讨论了哪些研究可以成为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在早期参与其中,但此后的参与人数却很少,但MDRC,Abt和Mathematica等机构从那时起就继续进行这些实验性研究,为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加拿大的政府做这些实验。因此,我对它们在政策领域的运作方式感到好奇。 我不认为这些实验的结果会对学术知识产生太大影响,但我认为那些实验能够解决不同政治观点之间的争执。当一个新的政府产生后,他们会说:“所有原来的这些政策都应该废除”,或者,“如果我们让人们去上班,然后再给他们福利,这将使他们自己赚钱并为政府节约成本”之类的。在美国,此类争论必须由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来承担。CBO必须估计那些拟议的政策调整产生的财务预测是否靠谱。当里根当政时,他们根本不热衷于进行任何实验,但是当CBO不同意他们的估计时,他们便成为了实验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实验将表明他们是对的。这样以来,这些实验主要研究政策调整对各州和联邦政府预算的影响。他们承担着大量的工作,而且他们通常不关心穷人的福祉,更关心政府预算。RCT对此很有用,因为它提供了平均成本。而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就是你想要了解的。它解决了争端。 但是,在不了解其机制的情况下,该平均值通常无法在其他地方使用。MDRC从一开始就与寻找机制的问题作斗争,但他们从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通过深入研究细节,他们可以找到可以推广或传播的机制,而他们从未设法做到这一点。使用RCT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将它们与理论和观测的数据结合起来,但这样你也就回到了一开始的起点。 因此,在基于RCT进行政策调整之前,需要先建立RCT的可移植性(transportability)的理论,该理论需要回答RCT在这里起作用,为何也能在那里起作用?通常,那些研究RCT的人只是假设这些数字能够适用,而很少讨论如何将这些研究结果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 六、RCT运动会衰落,不会为消除贫困提供长期解决方案 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职业。与许多以老年人为主导的学术领域相比,那些有好主意的年轻人受到了很多关注。尽管肯定会有咨询公司为特定目的进行RCT,例如事后基准评估,但我认为[RCT运动]可能会以30年前的衰落相同的方式衰落。随着对RCT存在的问题的更好理解,学术届对它的兴趣将消退。我不否认RCT在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地位将比20年前要更高,并且与其他方法论一样,我们将对RCT在何种情况下适用有更清晰和成熟的认知。工具当然越多越好,但我不认为其中一种工具是魔法,或者说它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工具。人们还将继续进行RCT以及其他研究。 我认为RCT不会提供任何长期解决方案。我们当然不会以这种方式消除世界贫困。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政治而不是微观细节研究。在这一点上,我和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观点基本相同,处在同一条船上。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援助正在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有可能的情况是,某时某地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援助系统,这个系统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发放援助。这可能会使当地情况变得更好,可以挽救生命,可以使人们接受教育,但不会消除世界贫困,因为这与政治有关,与金钱无关。知识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但同样的,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可移植性的问题。如何将其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必须有一些理论,这需要理论、归纳和某种结构模型。它们不一定是跨期动态范式(intertemporal dynamic programs),尽管该范式在当今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结构。 我认为,在政治方面在摆脱贫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不支持横征暴敛的独裁统治。至于个体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也有其必要性,但是它必须是局部性的。由MIT或NYU的人员组成团队在某个地方进行实验,其结果主要在当地比较适用,不应该将其交给世界银行以便在其他地方实施。麻省理工学院或纽约大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团队实际上要做的是帮助人们理解那些机制。我总是举一个例子,法国和美国人一起发现了艾滋病是一种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并了解了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对于全世界,尤其是在东非和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是非常有用的信息。我们需要做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当学生来找我,问我:“我应该如何帮助世界穷人,我应该去孟加拉国,我应该去非洲吗?”我说:“不,你应该去华盛顿。当然,这不是对美国穷人,而是对全世界的穷人。 (原标题: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对随机对照实验方法的批评)[详情]

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夫妻档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一同出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记者会。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陈永伟 (《比较》研究部主管)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迪弗洛:诺奖夫妻档 阿比吉特·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虽然巴纳吉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却是从小就见过穷人们“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小时候的他经常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经常输掉自己口袋里的玻璃弹珠。由于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他很早就是一个贫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学时,巴纳吉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这也是他父亲任教,并且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地方。1981年,他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之后,巴纳吉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 在攻读博士期间,巴纳吉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经济学界,马斯金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专家,并因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还要源于他的中国弟子们——清华大学的前任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重恩,苏世民书院前院长李稻葵,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都曾是他门下的弟子。 作为马斯金的高徒,巴纳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论化的。在这一时期,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199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用博弈论分析“羊群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钻研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不过,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巴纳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理论性的。直到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太太迪弗洛开始合作,巴纳吉才逐渐开始将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并将自己的研究场所从安静的象牙塔转回到了自己童年时就曾经熟悉的贫民窟。有人说,如果发现一个男人突然成长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个女人。这句话放在巴纳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巴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于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在迪弗洛幼年时,她的母亲经常参与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计划,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本科时期,迪弗洛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远赴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调研。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正在为俄罗斯政府担任顾问的“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要在满足自己学术理想的同时,又能真正有所作为,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迪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1994年,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也就是现在的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巴纳吉。在巴纳吉的关照之下,迪弗洛的学业很顺利。1999年,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按照惯例,美国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毕业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巴纳吉帮的忙,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迪弗洛自己的实力使然——不要说巴纳吉当年有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想,以他当时的资历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决策。通过和巴纳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学术成果卓著。凭借这些结果,她仅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的获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10年,迪弗洛年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只奖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后获得了诺奖。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巴纳吉和迪弗洛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2012年。由于种姓的约束,巴纳吉并没有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离婚,并迎娶了迪弗洛。由于两人曾经是师生关系,并且还夹杂了婚外情的桥段,所以很多人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段婚姻颇为诟病。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人传出恋情,事实上已经是迪弗洛毕业后多年的事情,因此这段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什么师生恋。此外,如果从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影响和帮助来看,我个人倒认为迪弗洛对她原本的导师巴纳吉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巴纳吉原本的学术传统来自于马斯金,是习惯于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作为导师,他指导迪弗洛的也是这个套路。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两人的发表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的最初,两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论化的,而与此同时,迪弗洛却已经开始独立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问题。根据这点,我认为迪弗洛对于实验方面的开拓应该不是受巴纳吉影响所致,对她在这方面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间的另一个导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然而她又转手用这些影响了巴纳吉。从这个角度看,迪弗洛并不是巴纳吉阴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应该是帮助巴纳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寻找O环的人 与前两位诺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于1964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后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的“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Gates Professor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雷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大热门。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他的学生却抢了先,不知道巴罗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 受巴罗的影响,克雷默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1993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环理论》。这篇论文的视角非常宏观,分析工具则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和他后来斩获诺奖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事实上奠定了克雷默后续工作的精神基础。 什么叫O环呢?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克雷默借用了这个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论中。 在论文中,克雷默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每一个生产的参与者来说,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务,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好像要让一个航天器成功发射,光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还不够,O环的质量也可能造成关键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和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来合作,每一家高生产力的企业也都会尽可能选择那些高生产力企业扎堆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高生产率企业与低生产率企业的彼此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些关键的发展环节上存在着瑕疵,那么它就很可能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发展资源,从而陷入不发达的陷阱。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讲,就是细节有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路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己学术传统的背叛,但仔细想来,他其实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成败可能被一个像O环那么小的东西所影响,那么如果可以找出这个O环,把它的质量搞好,不就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帮助穷人走出贫穷了吗?本着这一理想,克雷默开始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找寻这些O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2005年时,杰弗里·萨克斯——对,就是建议迪弗洛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书《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根据萨克斯的估计,如果从2005年到2025年间,富裕国家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到2025年时,贫困问题将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言信心满满,但这一观点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学者表示了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尽管富国劳命伤财地对穷国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弭贫困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反而让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并特意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在另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畅销书中,曾供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表达了和伊斯特利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但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会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它们经常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作为顶尖的学者,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尽管争锋相对,但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发现这门学科基本是无所不包的: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到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早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74年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9年获奖的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 “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以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说RCT。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 至少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依照物理学为模板来塑造自己的学科,试图把自己从一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科学,它一方面需要理论的创造,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实验的支撑。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是成功的。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发展,主流的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严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包装,这让经济学至少在外表上已经有了足以与物理学抗衡的理论形态。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脚步却略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更遑论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人却是活的,他们的反应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而对他们的控制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实验,用来验证我们熟悉的供给需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就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的实验十分简单,能用来分析的问题也十分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借助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的行为。由此,经济学家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毕竟不是人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反应。它们究竟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有意义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就要直接把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这种实验的逻辑,是借助于一些外生的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来对它们的表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最低工资法的效应争议不断,有的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就把最低工资法贬的一无是处,认为这会有损就业,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杀去世的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 Krueger)曾经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动作为冲击,比较了这一冲击发生前后,新泽西州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的RCT。严格地说,自然实验只是一种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对实验的模拟,而没法像真正的实验一样去对各种外生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而RCT则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为了完成对实验的控制,实验者必须真实地为被试提供相应的激励。例如,如果要分析补贴对疫苗注射的影响,实验者就需要真实地对一部分被试者提供资金补贴,让他们作为控制组,来观察其反应。而其他的被试者,则应该被视为对照组,用他们来和控制组进行比较。严格地来看,当实验者进行这一切时,他们不应该让被试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应该知道自己是实验者。 从理论上讲,由于田野RCT的环境比实验室实验更为真实,因此可以比后者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情形。同时,比起自然实验,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点,田野RCT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研究的标配。 探索贫穷的本质 拜RCT这个分析工具,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这批新的发展经济学家终于可以一改前辈们指点江山的风格,转而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去观察穷人,以探索贫穷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时候,看似难以根治的贫困问题其实只是由一些很小的问题造成的,只要对应地在这些问题上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激励(或者用理查德·塞勒的语言,叫进行一些“助推”(nudge)),就有可能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困扰。 以教育问题为例。所谓“扶贫必扶智”,很多地区的贫穷落后,本质上都是由于教育落后所导致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配置这些资源就是改善教育质量,进而帮助本地人民脱贫的重要举措。但是,究竟应该把这些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呢?一些观点认为,要用来给学生买课本;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学生的午餐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尼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免费午餐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课本也仅仅只对最优秀的学生有效。由此可见,这两个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质量的良方。 当然,教育资源的稀缺并不是教育的唯一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师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一旦教学内容适应了学生需求,教学效果便会明显提升。为了验证这一点,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两个印度城市——孟买和瓦都达拉进行了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了几所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针对性辅导,并将教学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针对性辅导均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师的缺勤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原因。为了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三位诺奖得主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缩短教师的合约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师的紧迫性,从而让他们的缺勤显著下降,而这对于提升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效果。 再看健康问题。在很多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导致疾病的众多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穷人们出于预防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了不预防、不治疗。 在克雷默所有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关于药物价格对患者服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影响的。借助RCT发现,如果驱虫药是免费的,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也骤降至18%。这说明,穷人们大多对价格十分敏感。而从政府的角度讲,对于治疗关键疾病的药品,可能只要进行一点点的补贴,就可以改变穷人有病不治的行为。 除了价格以外,低劣的服务质量也会影响穷人对于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区,尽管有疫苗接种站,但工作人员经常脱岗,这不但导致贫困地区的人们经常不能接受接种服务,也很难对疫苗的可靠产生信任。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班纳吉和迪弗洛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将接种站在随机选定的村子中流动,并确保接种站中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岗。结果发现,服务质量改善后,疫苗接种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6%增长到18%。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奖励对于接种的效果,对完成接种的居民奖励一包扁豆。结果,居民的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了39%。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借助RCT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有效地发现很多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正如挑战者号上的O环,只要花点资源,保证这些O环的质量,就可以对有效缓解贫困问题。 除了探索贫困的本质外,RCT还有助于反思一些扶贫政策的得失。限于篇幅,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关于小额信贷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难以获得信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贫困,就必须鼓励金融机构为穷人贷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实践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对于这一看似显然的常识,巴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质疑。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仅很难达到像尤努斯宣称的那样高的还款率,它们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显然,这一发现让促使人们反思小额信贷的成败是大有启发的。 另一个例子是化肥的使用。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因此很多国家都利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但在实践当中,这些鼓励政策的成效却往往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过RCT实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农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于一种“现时偏差”(present bias)——既然关于化肥的补贴是长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风险,那么何不让别人试试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农民都这么想,那么化肥就很难推广开。针对这一问题,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议,应当将长期的补贴改成短期补贴。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对农民更为苛刻了,但从实践效果看,却是改善了农民的福利。 尽管每一年的诺奖都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似乎都没有今年这么大。事实上,在今年的诺奖公布之后,就有很多学者出来说,今年的几位得主根本不配诺奖。考察这些反对的原因,除了少数是针对得主本人(例如针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师生恋)外,更多的质疑是针对RCT这种方法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RCT这种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很早的时候,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专门写文批评过RCT,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那么,RCT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曾经有一个比较到位的评论。在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教授指出,RCT这种试图“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方法尽管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通常并不是以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为目的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林教授对RCT的看法,那就是它只能解决小问题,却解决不了大问题。 林教授的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从现有的RCT实验来看,它们解决的只是类似寻找O环的工作,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这就好像,虽然没有O环不行,但有了O环,没有助推装置,飞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样。在现实中,那些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简单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举例来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但究竟产业政策的效应如何、究竟是否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又是否会衍生出各种其他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定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林毅夫、张维迎、田国强为代表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但怎么判断这几种观点的正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讨论群里,有群友提议“干脆做个RCT,让东北三个省,分别按照林、张、田三人的思路去发展,过几年看看谁发展得好!”这个观点引发的只是一阵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大事断然不可能用实验来解决。 除了林老师指出的上述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结论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毕竟是实验,换个场景,换个更大的环境,这些结论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难说。就以前面的产业政策问题为例,即使政府真的采纳群友的建议,用三个省来做实验,但从省级得出的经验真的能推广到全国吗?恐怕还是很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T其实也不便宜。我曾在聊天的时候问过一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RCT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在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当然知道她是在调侃,但这个回答其实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耗资十分巨大。尽管相对于政策的实践来说,实验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实验的成本却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巴纳吉、迪弗洛他们所做的那种实验,即使在操作上简单得多的RCT实验也可以轻松耗去上百万的经费,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显然难以完成。由于耗资巨大,要重复RCT实验就很难,人们因此也很难知道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当然,RCT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涉及贫困的面上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为直接的倾听与调查。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为了根治贫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详情]

沈建光:研究方向无中国案例 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缺陷
沈建光:研究方向无中国案例  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缺陷

  原标题: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还是歧途?——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沈建光 中国政策制定者从未通过自然实验来解决贫困问题,但在实践的道路上,却根据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通过渐进式的政策措施,一步步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实验”,即先由设立经济特区开始,慢慢积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并根据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了脱贫与经济发展目标。如此绝佳的发展经济学案例,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方向,是有缺陷的,也很难令人信服。 自1969年设立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的关注目光,让全球顶尖经济学家趋之若鹜。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揭晓,来自MIT经济系的两位教授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对于本次诺贝尔奖的三位得主,笔者并不陌生。2003年,笔者曾在MIT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修读过这三位获奖者共同讲授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多次与三位教授进行交流,有着多面之缘。 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履历着实光芒四射。特别是三位获奖者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至今最年轻的获得者,年仅47岁的她,在博士毕业后便凭借出色的学术潜力加入MIT经济系工作,打破了美国学术圈内本校博士无法毕业留校工作的惯例。更让人无数寻求教职的年轻人艳羡的是,Esther Duflo仅在留校三年后,便凭极其出色的学术成果拿到MIT经济系的终身教职,大大少于通常所需的获得终身教职考核的6-7年左右的时间。如今的Esther Duflo教授早已活跃于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作为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主编,她的意见影响着无数学者的学术生涯与命运。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重在奖励三位经济学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而三位获奖者基于新的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的大量微观实证研究,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今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当然,尽管此次诺奖得主的学术背景无可挑剔,且三位也均在学术界享受着至高声誉,引领着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但对于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笔者还是颇有遗憾的,原因在于: 首先,发展经济学应多多鼓励重要宏观话题、重大实践的深入研究,有时通过常识便可以辨别的结论,不应代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方向,获得经济学最高荣誉。毫无疑问,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田野实验提倡通过大量的微观数据与精心设计自然实验进行问题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价值,研究者也需要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作业,十分不易,但由于其关注点过于细微,往往依靠常识判断便可得到大致结论,如是否应该通过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为贫困儿童发放驱虫药物是否会帮助孩子提高上课出勤率问题等,其现实意义和政策影响都非常有限。 其次,田野实验力求方法论上的创新,但研究结果并不能获得广泛应用,也是这类研究的弊端。笔者赞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Angus Deaton对随机对照实验的质疑,在他看来,大量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着迷于描绘贫困的细节,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探索,所有的洞察都是肤浅的。而且受制于方法论本身的限制,随机对照实验仅能应用于单一场景和严苛的假设条件,关于A国甲村的试验结论,并不能运用在B国的乙村,政策意义大大受限。 再有,缺席对中国、韩国乃至亚洲其他取得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具有天然缺陷。特别是中国,作为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全世界脱贫工作贡献最大的国家,过去70年,中国的减贫人数达到7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国政策层要求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因此,中国政策实践是全世界消除贫困的绝佳案例。 除此以外,中国政策制定者从未通过自然实验来解决贫困问题,但在实践的道路上,却根据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通过渐进式的政策措施,一步步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实验”,即先由设立经济特区开始,慢慢积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并根据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了脱贫与经济发展目标。如此绝佳的发展经济学案例,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方向,是有缺陷的,也很难令人信服。 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不仅是对经济学家学术研究水平的认可,更对于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资源投入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多控制着主流经济学杂志,这使得顶尖杂志在文章筛选过程中,一旦不应用田野方法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文章便很难被选中,限制了更多研究的可能性。笔者担心,将追求微观细分问题的实验方法作为研究的主流,其实是将发展经济学研究带入歧途。 实际上,对于当前诺贝尔奖的上述反思,早在笔者在2003年MIT学习上述三位诺奖得主的发展经济学课程时便有所思考。还记得与诺奖得主讨论中国发展与贫困问题时,教授们对此话题漠不关心,反而对“印尼天气变化对当地储蓄率影响”问题更加兴奋;而当时MIT的年轻学者也把能否寻找到独特的数据作为检验研究好坏的最高标准,为了获得“别具一格”的数据,到艰苦的环境下去进行随机试验广为提倡。这些现象给当时笔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惑,甚至这种困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笔者日后的研究工作与职业生涯的选择。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是发展经济学脱贫最好的研究案例,总结中国在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在规律和成功经验理应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研究方向,而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缺乏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遗憾。这也难怪当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各界已经提出不少批评意见,甚至是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建议。 笔者赞同国务院参事夏斌曾提到的观点:全球经济学发展应该具有中国声音,设立中国经济学最高奖以鼓励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非常关键。而在今年9月下旬,笔者参加第十届新莫干山会议,会上感悟颇深。与会中国青年学者已就如下内容达成共识,即发扬家国情怀、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的莫干山精神,做助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实践的研究,总结中国脱贫的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为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详情]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奖牌再"飞一会儿"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奖牌再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郭佩珊、董寒阳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三位美国学者“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消息一出,中国网友坐不住了:说到减贫的成就,谁能比得上中国? 图片来源:微博网友评论截图 的确,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但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奖51年来,获奖者多来自欧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经济学家“颗粒无收”。 为何华人一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还远吗?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如何缔造? 已故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有分析称,中国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包含了太多超出纯经济范畴的因素。国际经济学界目前难以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资料图: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奖者。 但对于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越容易获奖。例如,2012年获奖的美国学者罗斯和沙普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有效解释了价格失灵情况下的市场配对现象。 换言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腾飞,并非用一项理论就能完全阐释清楚。 华人缺席 也有经济学奖自己的“锅”? 或许有人会问,经济学的领域如此广泛,包括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为何一直难以实现“零的突破”? 这可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特性”有关。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王室成员与众多名流出席2018诺贝尔奖晚宴。 ——评审具有“滞后性” 报道称,负责评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担心“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正因如此,历年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接近67岁。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曾表示,目前的获奖者,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就在经济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那时的中国经济理论,并不像现在这么繁荣。 此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 但大概不是我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那么,何不让奖牌“再飞一会儿”? 资料图: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 ——评判规则“西方化” 中国人无缘经济学奖的另一个原因,普遍被认为与该奖项的“评奖规则”有关。 虽然诺贝尔官网上写明,评选对象是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研究者,可51年来,84位经济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美。 稍早前,林毅夫曾公开谈论自己为何无缘得奖,他表示,有资格进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中国经济学家虽也有机会被推荐,但票数很少,无缘进入小名单。 资料图: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对夫妻得主埃丝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纳吉。 据了解,受此限制的不仅是中国,即便是21世纪以来,几乎“一年获一项诺奖”的日本,也一直在经济学奖中“铩羽而归”。 截至目前,日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数也为0。有分析称,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外。 但尽管如此,林毅夫仍然倡导,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他表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人类知识的增量做出创新性贡献的成果。 何时实现“零的突破”? 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阿勒玛斯教授曾预测,在未来5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将出现中国学者的身影。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逐渐被世界听到。 据统计,1980年到2017年间,共有43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位于世界第13位。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仅有林毅夫一人的状况,已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贡献。 资料图: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在颁奖仪式上展示获得奖项。 斯特伦伯格也曾表示,“假以时日,中国人或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不是意外事件。” 目前,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 明天会更好吗?我们翘首以待。[详情]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 午宴晚宴均可售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 午宴晚宴均可售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我们别再当“冤大头”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解局 自新千年伊始,中国就兴起了一股诺奖得主走穴热。 诺奖得主疯狂捞金,中国真的是“人傻钱多速来”吗? 1 “组团”来中国走穴 诺奖得主从何时起频繁来华,这个已无从考证。 代表人物,却有一二。 蒙代尔是来华最多的诺奖学者。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被誉为“欧元之父”。 早在1995年,蒙代尔就到访中国,与中国就此结缘。获得诺奖后,更是成为了“常客”。此后10年间,蒙代尔访问中国超过20次。仅2013年下半年,就来了5次。 (蒙代尔出席中国某论坛)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诺奖得主也不例外。 最近几年,在中国独领风骚的是挪威的爱德华·莫索尔。自从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莫索尔好像“爱上”了中国。 让我们来看看2019年莫索尔的中国行程吧—— 2月26日,会见浙江嘉兴市领导。 4月7日,参加河南郑州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创新中心的揭幕仪式。 5月5日,访问山东大学。 6月15日,在陕西中医药大学作学术报告。 9月10日,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9月13日,参加欧美同学会第六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郑州峰会。 9月16日,接受某母婴类社区综合平台的采访。 9月18日,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莫索尔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以上只是不完全统计。按这频率,莫索尔几乎每月都要来一次中国,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颁发个劳模勋章也不为过。 更让人惊奇的是,诺奖得主不仅不辞辛劳,还十分亲民。除了高大上的科技论坛,就连房地产活动也愿意屈尊参加。 2014年9月12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光临了某开发商楼盘,与社区业主、300多位企业家齐聚一堂,探讨“创新的榜样”,一点架子都没有。 (新闻报道)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诺奖得主开始流行“组团”走穴。 2018年8月10日,崔各庄论坛暨诺奖成果转化高峰论坛上,6位诺奖得主“抱团”参加。一个月后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又“召集”了5名诺奖得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莫索尔也位列其中。 最牛的还是上海。2018年10月29日开幕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海•滴水湖),“集齐”了26位诺奖得主。 (新闻报道) 不知道是否能召唤牛顿或爱因斯坦? 2 诺奖得主的生意经 上个世纪,很少有诺奖得主到访中国;今天,诸多大咖纷纷来中国站台。仅从这个变化看,可以视作中国影响力的一大进步。 中国科技是在开放学习中进步的。诺贝尔奖又是科技殿堂的最高荣誉,诺奖得主亦是最顶尖的人才。因此,邀请诺奖得主来中国,探讨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分享行业新动态新方向,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 退一步说,哪怕是走秀,也间接传播了科学精神。 但站在诺奖得主的角度,来中国走穴,大多数与科学无关,只是一笔生意。 当诺奖得主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市场有需求,就有商业机构来运作。诺奖得主来中国走穴,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2014年6月,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到访中国,包括高校讲座、企业考察以及经济论坛在内的活动,全部由一个名为“世界名人中国行”的机构策划。 (基德兰德在中国) 这家机构,拥有遍布全球各领域的名人经纪资源,包括各国政要、诺奖得主、经济名家、企业领袖等,曾多次策划、邀请“洋大师”来华。 据《羊城晚报》记者调查,企业邀请蒙代尔和罗杰斯等大师前来演讲报价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约16万美元)。这只是5年前的价格,现在肯定不止这些。 实际上,出席演讲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份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的中国行广东站招商方案,仅赞助合作方式,就报价不菲—— 首席冠名赞助合作伙伴限1家开价20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限3家每家80万元、指定赞助限5家每家30万元、支持单位限5家每家15万元。 (赞助合作方案) 诺奖得主的时间很宝“贵”,在中国每一分钟都充满商机,演讲会中的与大师互动对话环节、大师亲临企业参观指导、招待晚宴、午宴,甚至往返机场车程中与大师独处,均可明码标价,向社会“出售”。 看到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莫索尔每次来中国,短短几天,要奔波于多个城市。 挪威到中国相隔7000多公里,来一次不容易,自然要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多多参加活动,多多捞钱。 在国外,莫索尔只是一个科学家,在中国却成为通吃学术、产业界,横跨生物、教育领域的弄潮儿。 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棵“摇钱树”。 3 反对诺奖形式主义 我们不反对诺奖得主来华,反对的是形式主义。 有的科技论坛,邀请一个或多个诺奖得主,每个诺奖得主演讲半小时。短短半小时,能谈什么深刻的观点,带来什么启发? 有的活动,诺奖得主的演讲主题与活动主旨南辕北辙。曾有科技界业内人士爆料,在研讨科技政策的研讨会上,当地政府硬是请来了研究细菌的诺奖获得者讲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更有甚者,一个诺奖得主在中国身兼数职。例如莫索尔,先后在上海、济南、嘉兴、无锡等地设立“诺贝尔奖工作站”或实验室。 (莫索尔在上海设立工作站) 这些诺奖得主难道有分身之术? 如果是商业活动,倒也无可厚非。2014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开幕前,某品牌矿泉水公司董事长与蒙代尔进行了“交流”。 企业热捧诺奖得主,就是希望能利用名人效应推广品牌。在商言商,各取所需。 但是,政府举办的活动,如果硬要拉着诺奖得主站台,不仅无助于国际交流,反而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2018年,深圳发布诺奖实验室组建管理办法,每个诺贝尔奖实验室将收到最高一亿元的建设资助。 (新闻报道) 我们理解深圳抢夺科技制高点的宏愿,但是,这些诺奖实验室真的能促进深圳的基础科学发展吗? 回顾历史,过去30年,深圳没有产生过一名诺奖得主,并不妨碍深圳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展望未来,深圳未来的发展,也不取决于诺奖得主及其挂名的“实验室”。 这个钱,我们还是少花点好。 4 中国需要的是大科学家 诺奖得主来华捞钱,本质是诺贝尔奖崇拜,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学术功利化。 但须知,中国应该崇拜的是诺贝尔奖精神,而非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精神,恰恰是杜绝学术浮躁、功利化,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如果一个科学家频繁走穴捞钱,他必然没有时间做科研,也无法获得诺奖;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获得诺奖后频繁走穴捞钱,人们能够从他身上获得只是铜臭味而非科学精神。 2015年,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这样说: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获奖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 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屠呦呦口中的“很多事”,显然不是走穴捞钱。 “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60多年来专注中医药研究实践,在获诺奖之前鲜为公众所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参加完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当天就返回湖南,第二天还要到田里去。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研制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隐“功”埋名30年。 当下中国,需要的不是走穴捞钱的诺奖得主,而是脚踏实地的大科学家。 与其把钱花在外来的诺奖得主身上,不如拿来资助自己的科研工作。 别再当“冤大头”了!    [详情]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 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 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 跨境资本流动与扶贫 作者: 梅新育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到1660万和1.7%。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迪弗洛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国际游资膨胀与金融危机频发 中国改革开放于上世纪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一个国家,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时高1倍。而且,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发现在1976~1996年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 进入21世纪不久,新兴市场就爆发了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这场阿根廷危机又先后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拉美素以金融体系健全、经济政策稳健而著称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救援,致使IMF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救援金额的历史纪录。在那之后,从次贷危机到今年的土耳其货币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危机也一再爆发。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在这个领域,迪弗洛前期与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等人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当主流投资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 上世纪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即使在90年代之前,银行信贷而不是组合投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方式,成熟市场基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量和流向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当时日本大藏省曾计算,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债务负担每年就能减少40亿美元。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每次美联储放出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收紧货币政策的风声,或是采取实际行动,总能在印度、俄罗斯、拉美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金融市场连续震荡。 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 要警惕过度扶贫 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 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 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到1660万和1.7%。 正是基于上述成就,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论用实验方法对减贫的贡献,中国做出了伟大的减贫实践,也需要中国学者们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懒汉现象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我们要以此为鉴。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他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出现减速,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被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浮现。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可能引发矛盾。 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详情]

复旦教授:“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复旦教授:“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原标题:周文:“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于14日揭晓,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从事全球反贫困斗争方面的研究获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主题让人眼睛一亮。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人类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的历史。与过去注重基础研究和纯粹学术上的贡献不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显得更加务实,这似乎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几位新晋得主多年来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他们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 经济学不能隔空喊话 从已有的资料看,三位学者的样本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是中国: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换句话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目前,我国正处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中国的减贫实践精彩、生动,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富矿。 但是,三位新晋诺奖得主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其理论最多只能算作是隔空喊话。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从而发现有效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事实上,这更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 今天的中国在减贫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注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效果更好。三位学者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其操作性和推广价值要打个问号。 其次,考察减贫理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尽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但是为了工具而工具、为了实验而实验的研究风向标,也可能开启理论研究的一个错误方向。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减贫理论缺乏来自世界减贫成效最大的中国经验总结,其理论缺乏说服力,也不能显示理论完整性和系统性。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了对目标人群的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这才是减贫实践最有成效的理论。 再次,离开了政府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贫穷的本质》中,作者也坦承,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第一,避险手段太落后;第二,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第三,因为认知水平的局限,无法做出最优决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要减贫,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格外重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这才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最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重塑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国际上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总体来看,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西方理论和实践存在方向性错误。正因为如此,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借鉴。离开了中国经验作样本,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生命力。 中国经济学界不能失语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却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这其中是不是有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傲慢”的成分可以讨论,但中国经济学界自身不能不反思。 国家强,经济学理论必须强。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经济更好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都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 前段时间,国内学者争论谁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互不相让,甚至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可能赢得诺奖的理论。然而,经济学界的狂欢躁动掩盖不了中国经济理论事实上的失语状态。理论的贫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的冷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闹程度要大大超过国外,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由他们的代言人在中国土地上华山论剑,经济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多少经济学家尽情地享受着经济理论的狂欢和虚假繁荣。这说明,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推进经济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整个社会都在热切盼望经济理论界出现最具有生命力的“铸剑师”。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归的,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出现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真空。今年的诺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的经济学者要担当起历史使命,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70年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正赶上一个好时代,又充满了新问题和新现象。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纷纷扰扰,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关键是我们的经济学者要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详情]

人民大学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白了是政治经济学奖
人民大学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白了是政治经济学奖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维困守与挣扎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张敬伟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3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实验性方式”值得尊重,但是否真的提高了“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值得商榷。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00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据悉,三位获奖者的方案是,把全球贫困问题分解为更小、更精确的问题。例如,为了找到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可以针对教育方法、医疗卫生系统、获得信贷的途径等方面设计实验,证实干预效用。这种“实验性方式”,更像是政府执行层面的方案。如此“实验”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让8亿人脱贫的成功实践,是不是更应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关注? 近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陷入颁奖尴尬。毕竟,国际金融危机以降,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欧盟是财政(主权债务)危机的接力者,这凸显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已经失去信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受到质疑。相比之下,中国则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引擎。西方社会对华的集体焦虑,演化为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阻滞。西方的焦虑和沦落,也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尴尬和信任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无法继续颁发给传统和主流的经济学家,而是给予相对小众和研究具体事务的西方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在“变”,但颁给西方经济学家的大原则一点都未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原本不在诺贝尔遗嘱内的奖项,是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致敬奖”。简言之,是瑞典银行搭车诺贝尔开设的奖项,所以也称作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1969年至2018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出50个奖项,共有81人获奖。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分支和学派,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系统。客观而言,过去半个世纪,也是西方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因为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达到了极致。全球经济秩序由西方主导,市场经济成为全球主流,尤其是美苏争霸西方完胜的“政治正确”,也使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全球性的“经济正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白了还是政治经济学奖,而且是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奖。这也决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对西方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或发展,有些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精致的程度。然而,书斋里的经济学推演和市场里的动态变化,并不总是合辙的。尤其是市场失衡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迫使经济学家们分析原因,探究偏差,并且打补丁开药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能打破,但可以通过新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去支撑那些经济学原理。但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推演,如何找药方,如何用数据进行自圆其说,但都不敢触及西方政治“绝对正确”的大前提,也都不能推翻市场经济这个建构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 瑞典银行设此奖,其实也隐喻了资本主导的意涵。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学。 始于西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西方思维的围城。传统秩序的困境,也让瑞典皇家科学院陷入尴尬,但是他们的思维困守决定了他们只能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选择获奖者。传统经济学失去信用,就选择实验性的西方经济学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经济观察 他们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为反贫困的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北京时间10月14日,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最终折桂的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其得奖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非凡的贡献。 这里面,埃斯特·迪弗洛教授是继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之后,第二位获得诺奖女性的经济学家,这难能可贵。 三位获奖教授创造多项纪录 这三位得奖教授有很多共同点:首先,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且都在美国的学术之都波士顿,其中两位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位在哈佛大学工作。 其次,都非常年轻。女教授迪弗洛最为年轻,还不到47周岁。其他两位一位58岁,一位55岁。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得主是肯尼斯·阿罗,他获奖的时候才51岁,大部分学者获奖时都已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了。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得奖时,也已经76岁了。现在迪弗洛教授刷新了纪录。 还有,他们都研究反贫困政策。虽然身在全美顶级的大学当教授,但他们的重要贡献并不在于著作等身,也不在于数百篇的论文和大量的引用率,而在于他们对实际的贫困政策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往往著作等身不同,他们的著作其实并不多,也不是很学术,没有宏大的理论体系支撑,也没有标志性的可圈可点的学术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这三位教授的作品,为中国人所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即使是研究扶贫的人,对他们的作品都了解甚少——毕竟,他们的作品不多,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自然也更少。我能找到的书,就是《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这本书的作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教授,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本书出版8年后就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作品,可以说创造了历史的先例。 与之相比,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1991年的得奖作品《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是得奖前五六十年写的,即使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其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也是1990年出版后19年才成为得奖作品。 贫穷的本质没那么简单 虽然《贫困的本质》这本书从学院派角度来说,学术贡献未必可圈可点,但它在实践上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他们和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差异是,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和在印度等地大量的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为基础,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为反贫困的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比如,作者通过随机田野调查发现,穷人是很穷,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但如果穷人们得到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他们更可能拿补贴的钱去买电视机、收音机——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 书中还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避险手段太落后;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认知水平的局限,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 三位获奖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开创了基于实验的减贫方法——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些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并非是“万用良药”。 但无论如何,《贫困的本质》一书告诉我们,经济学不仅仅是模型化的逻辑,即使发展经济学,也不仅仅是宏大的理论和政策。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实世界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覆盖得了的。对于经济中心之外的穷乡僻壤的穷人们来说,简单的捐款和赋能,以及相关的扶贫政策,都无法说明什么。 在原始秩序层面理解贫穷的含义 从秩序维度来说,很多扶贫的理论和举措,其实都是以宏大的扩展秩序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它们在宏观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落实到活生生的贫穷问题上,却未必有效,有时候甚至有坏处。 这就需要把反贫困的理论和举措,深入到活生生的原始秩序中去,在原始秩序层面理解贫穷的含义,理解贫困为什么发生,如何消除,如何让穷人能够有效地发展。 《贫困的本质》告诉我们,有时候并不要那么浩大的运动,并不要那么多的投入,只要与原始秩序的问题相匹配,贫困就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迅速消除。即使在过去是贫困顽疾的贫困点,也是如此。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实践也可以给予实证的支持。比如,当前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些短视频扶贫,就有类似的秩序维度的力量。这些平台就是这样挖掘原始秩序贫困信息和数据的技术工具,也是贫困人口利用短视频技术展现自己发展资源的通道。 在这里,扶贫只需要展现资源和努力,然后通过扩展秩序把这些资源和努力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就行。这也正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案例。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详情]

外交部确认中美达成阶段协议
外交部确认中美达成阶段协议

   2019年10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领城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请问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态度是否一致? 耿爽回应称,昨天我已经就新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做出过回应,美方说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差别。耿爽还表示,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详情]

致力减轻全球贫困 3名经济学家获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
致力减轻全球贫困 3名经济学家获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

  致力减轻全球贫困 三名经济学家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央视网消息:当地时间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由于对消除贫困的研究贡献,三名经济学者分享了这一荣誉。作为今年诺贝尔奖的压轴奖项,经济学奖的归属也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详情]

真不是吹:昨天诺奖经济学奖 颁给中国最擅长领域
真不是吹:昨天诺奖经济学奖 颁给中国最擅长领域

  原标题:真不是吹!昨天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中国最擅长的领域 来源:中国日报公号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中国最擅长的领域 昨天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炉。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1961年生于印度,目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1972年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是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1964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 △从左至右为:埃丝特·迪弗洛、迈克尔·克雷默、阿比吉特·班纳吉 图源:英国《卫报》 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深入研究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 据环球网报道,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中国最擅长的领域。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杜夫洛是夫妻。和研究全球脱贫问题的很多学者一样,他们都曾聚焦中国。 2012年,两人与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合作完成《On the Road: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一文,研究交通运输网络对中国区域经济成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靠近交通网络对人均GDP水平有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关系。 该论文估测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间,交通网络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与交通网络的邻近程度与各地区人均GDP呈正相关。。。。。。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如何大力投入发展贫困地区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Janus Dongye曾进行过深度解读。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文章《剑桥博士发震撼长文:为何中国政府肯下血本在西方国家绝不做的“亏本买卖”上》深入阅读。 中国让数亿人脱贫其规模全球罕见 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几十年来,中国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曾担任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多年的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取得的脱贫成就印象深刻,“中国已经让数亿人脱贫,现在又制定了让所有人摆脱贫困的目标,这一规模全球罕见。” 2017年,古特雷斯曾这样评价中国的减贫成就,“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所说: “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最大成就就是帮助数以亿计的人脱贫。扶贫速度达到前所未有之快,非常惊人!” 无疑,中国的脱贫经验是探讨全球脱贫问题时绕不开的话题。[详情]

“扶贫三杰”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扶贫三杰”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扶贫三杰”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外媒称,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表示,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从事全球反贫困斗争方面的研究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据路透社10月14日报道,法裔美籍经济学家迪弗洛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0年历史上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并以46岁的年龄成为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央行设立,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53万美元),于1969年首次颁发。该奖项是在实业家兼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五个奖项外增设的。 经济学奖是最后公布的奖项,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及和平奖得主已在上周陆续揭晓。 另据法新社10月14日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研究抗击贫困问题于14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成就包括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推出新的方法。 诺奖评委会说,出生于印度的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其法裔美籍妻子埃丝特·迪弗洛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因“采用实验性方法缓解全球贫困”而获此殊荣。 评委会称:“今年的获奖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以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途径。” 评委会说,这三人找到了抗击贫困的有效方法,他们把棘手的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于操作的问题,这些问题能通过实地实验得到答案。 评委会说:“他们已经证明,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这些较小、较精确的问题往往能获得最好的答案。他们研究的一大直接成果是,500多万名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实施的补习辅导计划。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对预防性医疗给予大量补贴。” 迪弗洛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50年来第二位获奖的女性,美国女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曾获此奖项。 报道称,现年46岁的迪弗洛通过视频连线对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这一殊荣令她“愧不敢当”。她还说:“我还以为要到我们三个年龄大得多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1年出生的班纳吉和迪弗洛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而现年54岁的克雷默则是哈佛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瑞典央行成立300周年时设立的,首次颁奖是在1969年。 三位获奖者将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颁奖典礼上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古斯塔夫手中领奖。12月10日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举行记者会,大屏幕显示,阿比吉特·班纳吉(左)、埃丝特·迪弗洛(中)和迈克尔·克雷默(右)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路透社)[详情]

最年轻得主、首对夫妻档:诺贝尔经济学奖创“新”
最年轻得主、首对夫妻档:诺贝尔经济学奖创“新”

  最年轻得主、首对夫妻档:诺贝尔经济学奖创“新” 中新网10月15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14日,201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揭晓,三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分享了这一奖项。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表示,今年经济学奖三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46岁女性,成最年轻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迪弗洛,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创立以来的最年轻得主,也是第二位女性得主。她对获奖感到受宠若惊,并表示希望这能“鼓励更多其他女性”。 迪弗洛说:“这表明女性有可能成功并获得认可。我希望鼓励更多女性继续工作,同时鼓励更多男性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像对待每一个人类那样。” 她还表示,不认为有人能在年龄超出今次获奖的三人很多之前,获得这一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而迪弗洛今次获奖可以说是超常态。 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在2009年因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与另一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共获殊荣,时年76岁。 资料图:诺贝尔奖晚宴。 【经济学奖出现首对“获奖夫妻档”】 巴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孟买,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于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与迪弗洛是从事贫困研究的夫妻档,两人联合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 巴纳吉和迪弗洛曾合着《贫穷的本质》,在书中集中探讨穷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根据他们的研究,许多面临营养困境的人口,并不是真的买不起足够食物。他们以对印度贫穷人口的调查举例称,印度穷人在可支配的钱财增多时,却不增加购买主食以满足营养需求,而是倾向于购买更昂贵、更美味的食品如糖果一类的副食。 克雷默则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以帮助全世界贫困人口。 【让经济学摆脱理论】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00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 报道称,三位获奖者研究的关键,是把全球贫困问题分解为更小、更精确的问题。例如,为了找到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可以针对教育方法、医疗卫生系统、获得信贷的途径等方面设计实验,证实干预效用。 在他们的研究中,要设法确定和证明哪些投资值得进行,以及会对最贫困者的生活有最大的影响。三人通过实验性方法在研究“预防性医疗”议题上颇有建树。 “由于他们的一项研究,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瑞典学院举例说道。 学界对三位经济学家在缓解全球贫困上作出肯定。巴纳吉的妈妈也是经济学家,她对儿子获奖感到高兴,表示儿子一直试图让经济学摆脱理论,服务于更实际的问题。[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三人 一对是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三人 一对是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三人,一对是夫妻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据法新社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3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如图)。 生于印度,曾就职于世界银行 班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拥有美国国籍,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班纳吉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他曾在世界银行、印度政府等多个机构担任荣誉顾问。 德国《焦点》周刊14日称,凭借在印度的生活背景,班纳吉对经济学发展领域颇有造诣,曾著有《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2014年,班纳吉因为在对抗贫困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对于班纳吉而言,此次获奖可谓双喜临门,因为他的妻子迪弗洛同样获得此项殊荣。瑞士通讯社报道称,班纳吉和迪弗洛2015年结婚后育有一个孩子。两人共同建立了一个贫困行动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地活动。 获奖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她很优秀 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中首次出现夫妻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获得者是班纳吉的妻子迪弗洛。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之后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她是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 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与丈夫一样,迪弗洛在脱贫领域也是硕果累累——她曾获得被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等。 对于自己获奖,迪弗洛表示,她并不期望自己在这样的年龄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本以为必须年纪大一些。此次获奖令她受宠若惊,也表明一个女人同样可以成功。她表示,在经济学领域,女性并不总是受欢迎。她希望她的成功将“激励更多的女性继续工作,促使更多男人对女性给予应有的尊重”。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明确表示,迪弗洛获奖与性别无关,出色的研究成果是她获奖的充分理由。 扶植发展中国家受国际瞩目 第三名获奖者是美国人克雷默。克雷默1964年出生于美国,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他到肯尼亚的一所学校任教,还担任过非政府组织“世界教师”的总经理。之后,他重返哈佛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自1999年以来,克雷默一直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克雷默曾获麦克阿瑟奖等奖项,并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之一。 1993年,克雷默曾提出著名的经济学理论“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受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的启发,有助于解释人才流失和国际经济的差距。不过,让克雷默受到国际瞩目的是他在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他研究调查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状况,并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众获得疫苗,帮助当地农村利用新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等。 戈兰·汉松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奖3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据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3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详情]

为穷人解困 发展经济学家重回诺奖视野
为穷人解困 发展经济学家重回诺奖视野

  为穷人解困 发展经济学家重回诺奖视野 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谢洋 马欢 发自广州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 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 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共81名经济学家得到嘉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此次获奖的三人均属发展经济学派。班纳吉既是迪弗洛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是她的先生,夫妻两人曾合著《贫穷的本质》一书,2013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前两位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克雷默来自哈佛,而这两所学校都位于波士顿,因此有人戏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算是给波士顿的区域奖。 这是三位各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也是不时一起联袂工作的朋友与伙伴。克雷默曾受邀在班纳吉与迪弗洛一手创办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中工作。 “上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垂青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再次将奖项颁给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是诺奖考虑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同时也表达了在如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怎样缔造一个更和谐的、重现全球共同增长未来的期待。”鲁政委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道。 此次颁奖辞将这三人的获奖原因描述为“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很多扶贫,政策与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这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引入自然科学的实验性研究方法,有效找出了政策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参考”。 班纳吉与迪弗洛: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 法国经济学家迪弗洛生于1972年,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时为51岁。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迪弗洛的先生、此次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2003年,他与妻子迪弗洛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仍担任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 2011年,班纳吉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班纳吉也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的荣誉顾问,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 和班纳吉相比,迪弗洛无疑更在公众关注的视野范围内。她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学教授,也是J-PAL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她的研究方向始终是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并帮助其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 迪弗洛早年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9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院任教至今。早在2010年4月24日,她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20世纪4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即发展经济学。 鲁政委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此前至少有两位明确的发展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瑞典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974年凭借针对美国黑人问题及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代表作有《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另一位是圣卢西亚共和国的经济学奖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凭借在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中的研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之后,获奖的基本上都属于大家日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跟发展中国家关系不是很大。”鲁政委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虽然1991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是新经济学派的鼻祖,勉强算跟转型有关,但都不是明确地讲农业化国家怎样工业化、怎样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能够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等。 与宏观经济学相比,此次获奖的三人更加关注具体研究项目和细节,再从项目的研究中总结出相关理论和政策建议。比如,如何预防贫困地区的疟疾?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如何用食物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迪弗洛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漏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 在迪弗洛看来,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人们缺少信息来源。 联合国曾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连续上升,扶贫任重道远。但迪弗洛和她的研究伙伴们却认为,许多面临营养困境的人口,并不是真的买不起足够的食物。他们在研究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不少穷人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后,却在无营养的零食和娱乐中花费更多,这对他们的营养改善毫无帮助。因此,以提供高热量为基准的粮食扶贫政策并不适合这些地区的人们。 迪弗洛明确认为,大部分穷人应该花小钱做更有用的投资,比如保证儿童接种疫苗和基础教育等,这些都将会带来更长久的收益。 理想主义者克雷默 “二战之后,不论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总是发展更快的时代。但随着全球化低迷,发展中国家能得到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鲁政委分析获奖原因时认为,“要让全球各个国家的未来变得更好,解决贫穷问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汪三贵在具体解释三人获奖原因时说:“以非洲的饮水安全问题为例。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很多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例如为当地居民提供漂白粉等,但问题是,当地的饮水安全一直得不到解决。”汪三贵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每日都要在食水中投入漂白粉,对很多穷人来说其实是难以坚持的。“城市里面的水源都是由水厂集中处理,因此很多城市人未必能够理解贫困人口所面临的生活,但今年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穷人行为的窗口,让许多有效的干预措施成为可能。” 提及此次获奖的三人,J-PAL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班纳吉、迪弗洛以及另一位印度人联合创办的J-PAL,是一个由零散教授组成的俱乐部,成员资格仅能通过受邀获得。此次一同获奖的克雷默便是受邀者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与肯尼亚密不可分。1986年,尚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克雷默曾花了一年时间到肯尼亚等地旅行考察。在那里,克雷默向当地学生讲授数学和科学的课程,并帮助肯尼亚西部偏远地区的部分学校投入运营。回到美国后,他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WorldTeach,如今,这个组织每年都会向发展中国家派出370名教师。 正是这段经验激发了克雷默对发展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据克雷默回忆,在19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那批经济学研究生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蜂拥至国际经济、劳动经济学或者更加传统的金融领域”,而对遭遇瓶颈的发展经济学则并不感冒。克雷默于是希望用与众不同的方法,设计一个前人并不关注的市场,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工具箱。 这位理想主义者仍然坚持以肯尼亚为“实验室”。 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同事曾通过野外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2011年,又和J-PAL的迪弗洛一起合作研究过肯尼亚西部的化肥投资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可能让世界变好的想法时,他们有时会怀疑自己可能是错的,因为如果是对的,这些建议早就应该见效了,然后他们就很不情愿地将这一想法抛诸脑后。”班纳吉曾如此评价克雷默,“但克雷默不一样,他一有想法,就会立即思考如何才能真正付诸实践。” 2004年,克雷默和妻子在肯尼亚西部的实验评估中发现,驱虫不仅可以减少在儿童个体中的蠕虫感染,还可使治疗学校的缺勤率降低25%。克雷默的研究团队随后跟踪研究长达10年之久,进一步发现在参与最初驱虫实验的孩子中,获得驱虫的女孩子上中学的比例较没有受过驱虫的孩子要高25%,同时,童年时受过驱虫的成年男性收入也比没有受过驱虫的成年男性为高。他们的研究成果为“驱虫世界倡议”(deworm the world initiative)提供了动力。截至目前,该倡议已惠及超过2000万儿童。 此外,克雷默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新的方法论技术和对于学科的尊重,更注重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据他的学生回忆,一起工作的五年中,克雷默总能在48小时内退回初稿并附上修改意见,“即便那份报告有着整整五页的注释”。在克雷默与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甚至建议化名隐去自己的信息,以突出学生的一作身份。 由于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克雷默获得了无数殊荣—包括麦克阿瑟奖(1997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评出的50位最佳研究者奖、总统学院奖助金等。 如今,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发展经济学课程正吸引着更多的学生,而此次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三人同时获奖,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次嘉奖和证明。[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穷人要翻身,最好去当公务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穷人要翻身,最好去当公务员?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穷人要翻身,最好去当公务员?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每年10月,小巴都有一个固定项目要追——诺贝尔奖。 这几天,在看了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天书,并第3000次对村上春树给予高度同情后,终于迎来了小巴的“业务范围”,也是诺贝尔学奖的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今年这个和我们的钱包有密切关系的学科,把奖颁给了谁呢? 新获得“诺奖得主”称号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Abhijit Vinayak Banerjee(阿巴希·巴纳吉)和Esther Duflo(艾丝特·杜芙若)夫妇和哈佛的Michael Robert Kremer(迈克尔·克默)。 小巴打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做了什么。毕竟,即便是一直以来被当做“诺贝尔奖风向标”的“引文桂冠奖”,这次居然也一个都没猜对。 尽管它曾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成功蒙对预测了50名经济学家获奖。 今年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营业务”叫做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取词于“发展中国家”,它兴起于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在亚非拉各主权国家纷纷独立之际,是专门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学科。 直白地说,这个学科重视研究穷人和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力图给贫困问题找到方案,而这三位这次获奖,正是基于他们在人类贫困方面——即贫困经济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不仅获奖的学科很“年轻”,和以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奖获奖者相比,今年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都也在当打之年, Banerjee和Kremer都是60后,前者58岁后者55岁,而Banerjee的夫人Duflo是70后,才47岁。 一对夫妇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经济学奖的项目里尚属首次,而在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只有四次。 接下来,小巴将为你重点介绍下Banerjee夫妇的研究成果——贫困的陷阱以及如何摆脱贫困。 穷人不爱学习?上进心不背这锅 “贫困经济学”这个领域听起来比较陌生,相比最近几年的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Banerjee的研究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就像很多的悖论一样:为什么贫穷的人反而喜欢买电视、游戏机,而不去投资自己学习?为什么贫困的人反而更容易没有生活规划? Banerjee的工作首先在于,改变了人们理解贫困的方式。 刚才的问题,在过去经常被认为与个人的品质,或者说与“上进心”有关,但是一旦把这些归因于道德,那么政府的政策就很容易变成道德说教。 而Banerjee的工作则纠正了这些看法,并且解释了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比如说,因为贫穷的人生活往往有更多的烦恼,所以相对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那些让人减轻烦恼的工具——像电视、手机、垃圾食品和游戏机。 而如果投资到个人的学习上,那么往往这种投资回报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其耐心往往是缺乏的,在这期间的生活也依然会更加烦恼和乏味。 穷人不愿意为健康花钱? 在健康问题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Banerjee夫妇发现,穷人花费在健康和医疗上面的金钱和时间并不少——甚至等于乃至高于中产阶层——但是效果却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医疗和卫生知识,往往要等到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去看医生。 他们还更加倾向于那些喜欢“下猛药”的医生,并认为这些医生是“好”的,是帮助他们尽快“解决问题”的。 但是事实上,“下猛药”往往会带来抗药性和过度治疗。这种重视治疗轻预防的态度,让很多穷人不但经济更加紧张,身体也饱受摧残。进而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教育——根据研究,身体状况较差的孩子往往上学的时间较短,毕业之后的薪水也相对较低。贫穷,就这么被“遗传”了下来。 在理财上,Banerjee的研究也揭示了利率倒置的现象。穷人往往需要借小贷、短期贷款,然后付出极高的利息。 原因也是因为穷人往往拥有更高的金融风险——他们往往收入不稳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周转的资金,所以更加依赖于这些高息小额贷款。而这些小额贷款让他们更加无法拥有储蓄来抵抗风险。 通过他们的研究,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贫穷如此难以克服。 那么如何才能阶层跃迁,从贫困到中产呢?Banerjee夫妇也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 比如个体户创业是一条路。 但同样的,对于极端贫困人口而言,要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本金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因为相对而言,各国政府的工作机会都非常稳定,这会让穷人有机会进行长期投资,增加自己的思维“带宽”,进而实现家庭从贫困到中产的跃迁。 对中国的意义 Banerjee的研究对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人处在贫困和焦虑中。而人们往往会认为,要战胜贫困,必须要剧烈地改革。Banerjee认为这非常困难,也并不需要。 相反,在目前制度上进行改良,往往就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并且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2017年的诺奖得主塞勒是一样的:小的改动,就能带来大的影响。 金砖国家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红线为中国 那么,政府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实际上,政府是用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而穷人的问题,正是因为市场失灵,政府才变得格外重要。 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穷人也经常因为生存而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导致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讲,Banerjee的研究给政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从而对症下药地从政策角度来减轻贫困,并且最终找到战胜贫困的机会。 今年的诺奖,同过去注重基础研究和学术上的贡献不同,它显得更加务实,这似乎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正应了中国那句常说的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诺贝尔奖的评选者或许也希望,在未来,研究能够更多地冲破象牙塔的束缚,成为你我手中一个具体的物件,真正地用之于民。 本文特约撰稿 知乎@司马懿   [详情]

减贫研究 他们是认真的! 诺奖聚焦发展经济学
减贫研究 他们是认真的! 诺奖聚焦发展经济学

  减贫研究,他们是认真的! 诺奖聚焦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领域获得垂青。同时,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位女性诺奖经济学奖得主 作者: 冯迪凡 高雅 在这世界上,有没有一心专为穷人“做主”的经济学?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出炉,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此次选择了三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有)实验性做法”的获奖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其中前两位还是因学术结缘的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给出的官方获奖理由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缩减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而这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今年来自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获取了如何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他们将问题划分为更小领域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发现,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 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研究因果关系,困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政策能不能导致某个结果,而前述获奖学者的贡献,恰恰是巧妙设计了实验/研究方法。 钱军亦谈到了他对此获奖研究方式的评估:在挑选实验目标时,有一定随机性,不是所有重大经济政策都可以通过随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效果,且发展经济学实验做的规模通常不会很大,因为设计大规模实验即费钱又很难精准;同时,在规模不大的实验下得出的结论,虽然很精准,并不一定能够在与实验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区域大规模推演。 最年轻女性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前,各方一直在猜测此次是否会有女性经济学家获奖,其原因在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周年即2009年时,出现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而今年正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 不过,最终奖项揭晓时,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身后屏幕上的女性获奖者并非是大部分经济学人的“心头好”——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而是出生于1972年、目前仅46岁的迪弗洛。 她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位女性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如前所述,巴纳吉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导师。 历史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和医学奖都曾诞生过夫妻档,最有名的就是居里夫妇。对经济学奖来说,夫妻档还是第一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诺奖评选有个显著的变化是在获奖者的年龄下限上有所突破。迪弗洛还不到47岁,往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当时也有51岁(注:平均年龄为67岁),因此这是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学者从做出成就到获奖的时间缩短,这对年轻人是个鼓励。” 此外,李仁贵也表示,本届诺奖还出现了两个较小的变化。 他称:“一是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六年诺奖得主都同时是‘引文桂冠奖’入选者,而今年三位都不是;二是迪弗洛是克拉克奖(注:奖赏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的得主,从2009年到2018年十届诺奖得主都未获得过克拉克奖,今年是克拉克奖得主的回归。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是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学生。迪弗洛虽然年轻,却已经是经济学界三大重要刊物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之一。 在今年9月时钱军还见到了迪弗洛,彼时是在美国经济智库——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召开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迪弗洛受邀作为主旨演讲者演讲。 在期间,她讲了以下几点:首先,在目前经济环境下,经济学家要如何重新获得民众信任,其次,在经济增长停滞后,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钱军回忆,彼时迪弗洛还谈到了她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即她认为如果按照历史规律,未来中国应该在发展中让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一些,让财富收入更加平等。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不过在他看来,以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中高速发展的现状看,过分强调财富平均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目标:看社会财富分配,不如看消费分配,而讲社会财富公平,不如讲社会发展最重要公平,那就是机会公平,譬如从幼儿园同等受教育机会公平。 减贫,他们是认真的 本届诺奖获得者最初的研究,也恰好是集中在教育领域。 他们探究哪些干预措施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提升教育效果。在低收入国家,教科书稀缺,儿童也经常饿着肚子上学。那么,如果学生可以获取更多教科书,他们的成绩会提高吗?还是给他们发放免费校餐会是更有效的措施?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决定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地区进行田野实验以便回答这些问题。 在实验中,克雷默将大量需要深入帮助的学校随机分为不同的组,并给予它们额外的资源,只是形式和时间不同。 比如说,在一项研究中,一组学校拥有更多的教科书,而另一组则被给予了免费的学校餐食。实验表明,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校餐都对学习效果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教科书因素有积极的作用,也只适用于最好的学生。 巴纳吉和迪弗洛则研究了印度两个城市的学生的补习辅导计划,其中孟买和瓦都达拉的一些学校获得了新的助教,可以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实验清楚地表明,给最弱势的学生的针对性帮助,是中短期中最有效的方式。 简单来说,这些实验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最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教学不足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这些早期研究之后,实验也在其他国家陆续展开,但关注点转移到了诸如卫生、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新技术的使用等重要领域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成果,田野实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调查减轻贫困措施的效果时的标准方法。 譬如在教育领域,各方现在得以对贫困国家的核心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即课程和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在这些国家中,教师和教育机构的缺失程度普遍较高。 巴纳吉和迪弗洛等人的上述研究表明,即使以中期来看,对弱势学生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这项研究是相互影响与合作进程的开始,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项目用以支持学生,现在这些计划已惠及超过10万所印度学校。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目前这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重点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在人类历史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占比约为16%。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 如此说并非贬低他们的经济学研究,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整个发展经济学圈对中国在扶贫和经济发展上上的了解还是不够。更多的发展经济学中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做法。[详情]

北青报:经济学可以是充满人性温暖的“大众之学”
北青报:经济学可以是充满人性温暖的“大众之学”

  原标题:经济学可以是充满人性温暖的“大众之学” 周俊生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58岁的美籍印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46岁的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杜夫洛和54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三位获奖者都在美国高等学府担任经济学教授,获奖理由是为减轻全球贫困采取的实验性方法提高了全球对抗贫困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官网发表的新闻稿认为,三位经济学教授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与诺贝尔奖其他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后加”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顺应了近几十年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世界经济理论和实务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越来越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活跃在中国的学术论坛,他们的著作也不断进入中国,显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交融已经越来越深入。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研究全球贫困的经济学家,体现了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平衡问题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财富积累,但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各种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影响,加上全球性资本操纵导致财富向发达国家过度集中,不发达国家深陷贫困之中。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有7亿多人处于极低的收入水平,每年约有500万名5岁以下儿童因缺医少药而死于普通疾病。这种情况引起越来越多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不安。 经济学不仅是研究提高市场效率的学问,还应该是研究市场公平机制、让全人类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学问。这在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体现了这一奖项的科学理性和责任担当。今年三位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再次彰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做出的努力——经济学不是冷冰冰“唯利是图”的学问,而是可以充满人本情怀和人性温暖的“大众之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向全球贫困,可为呼应的是,中国近年来展开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的富裕人群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群。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工程,并确定了到2020年基本完成脱贫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完成这一目标已经不存在悬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区之间的资源差异十分明显,这使得中国的扶贫工作难度很大。正是因此,中国在扶贫脱贫上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全球消灭贫困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全世界的瞩目。中国扶贫脱贫工作与世界经济学家群体中有识之士对全球贫困的研究成果相得益彰,将成为推动全人类消灭贫困、实现美好生活的宝贵财富。 中国对诺贝尔奖一直高度重视,中国人在诺奖获奖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依然是空白。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客观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容回避——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性建树还不多,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停留在“解读图解”阶段,对于现实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研究,更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解决之道。 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性材料,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积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创造出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强大国际影响力、全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学派。[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 来源:证券时报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投入的关注,在世界上可能数一数二,人们关注自然科学类奖项,是希望看到中国在基础科学上突破的信息。经济学奖不像文学奖那样充满争议,也没有自然科学奖那样硬核,但人们仍然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客观地讲,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学奖仍可能离我们十分遥远,这个判断似乎有点令人失望,但并非毫无根据。 经济学奖授予对象是那些在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上取得突破的人,从过往情况看,获奖者有的是把整个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成一个数理体系,有的是发明了GDP核算方法,有的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拓展到婚姻、生育、教育等领域,有的是建立了博弈行为的最基础模型。 这些理论或方法有用吗?有的非常有用,例如,没有GDP核算方法,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肯定会相当困难;有些理论的作用则非常间接,甚至作用不明,它只是增加了人们对某种经济现象、人类行为的理解,比如,效率市场假设改善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但它能直接拿来指导投资吗?很难!相对来说,今年得奖的理论似乎不宏大、哲学味儿不足,但可能更接地气一点,对实际的用处可能反而大一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特点,恰好是中国经济学的弱点,中国经济学领域的力量主要投入到了应用,甚至是直接的政策应用,基础理论、基础方法上分配到的资源太少,人们提到“学院派”三个字时还带有一点贬义,这固然与现今环境有关,但恐怕更多反映了“学以致用”这一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多数都已引进到了中国,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有些理论和工具普适性较好,对我们制定政策帮助非常大,也有一些理论产生的环境与我们差异较大,实用性差一些,但不论合不合用,我们似乎更热衷于“用”,对发明新工具的热情并不高。所以,针对基本认知突破和基本工具发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可预见时间内难与中国结缘。 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是孙冶方经济学奖,其宗旨是“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但其历届得奖作品多侧重于分析、解释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得奖作品也有理论水平,但大多数是经验归纳层面的理论,而诺奖理论大多不为解决哪国的哪个具体问题,感觉两者不是一回事。回溯看,孙冶方奖论文著作很多时过境迁后让人感到陌生,也就是说失去了价值,不像诺奖那样,不管殿堂后来做得多么漂亮,你总能在墙上找到某年出产的那块砖。 让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是应有的态度,也很节省成本,但如果在最基本问题的理解方面,我们也能作一份贡献,就更好了。[详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家:挖穷根 治穷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家:挖穷根 治穷病

  原标题:挖穷根治穷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家 来源:证券时报 目前,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后一项——经济学奖正式揭晓。最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与迈克尔·克雷默,理由是为减轻全球贫困所采取的实验性方法。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目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洛1972年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是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克雷默1964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 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据悉,三位获奖者的研究还运用在贫穷地区的教育实践中,在肯尼亚的实验中发现,小学按学生表现分成小班将有助于孩子的教育,还有超过500万印度孩子从改善后的学校教育中受益。 有分析人士表示,诺奖一方面是考虑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同时表达对于怎样缔造一个更和谐、重现全球共同增长未来的期待。 提起解决贫困问题,就不得不提起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曾合著的《贫穷的本质》,这本书还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人为何会穷? 据悉,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等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两位作者在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同时,《贫穷的本质》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范围,由瑞典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其评选标准与其他奖项相同,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过一位女性——奥斯特罗姆,她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次埃丝特·迪弗洛获奖意味着,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详情]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印度贫民窟边上长大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印度贫民窟边上长大

   “我们能让所有的贫困成为历史吗?我认为不能。但是,我们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极端和严重的贫困。” 在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这个名字冠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前,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是“全球商业畅销书作家”。 2011年,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妻子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合作撰写的《贫穷经济学》(《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一书在全球广受好评,获得了2011年《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奖。 一部关于扶贫政策的微观经济学的书,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全球的关注。而巴纳吉对全球上十亿日花费不足一美元人群的关注,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诺贝尔奖。 今天揭晓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巴纳吉、杜芙洛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委员会称,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消除全球贫困的能力”。 让巴纳吉最终获得诺奖殊荣的,正是他一直以来致力的扶贫政策实证研究。他小时候生活在加尔各答的一个贫民窟周围,在印度度过了人生的前22年。这一与生俱来的底色,也让巴纳吉的研究带着了浓重的实干主义色彩。 “扶贫实验室” 在《贫穷经济学》问世之前,经济学家对扶贫的看法一直呈两种分歧:一种以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使穷人贫穷的最大因素是贫穷。如果外国援助能够使他们摆脱贫困陷阱,足够坚持地足够久,使他们摆脱阻碍发展的疾病、无知和债务,那么不久之后,他们就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而以美国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而是援助本身,这会形成一种“依赖文化”,这种文化使穷人保持贫穷,让他们无法看到通往富裕的唯一真正的道路——自由市场。 巴纳吉则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更多是出于争论和猜想,而不是经验。扶贫援助的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但真正分析其成果的研究很少。 他和迪弗洛就提出,更好的方法是借鉴制药行业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援助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扶贫行动实验室,截至2010年,其研究人员在40个国家/地区进行了240多次实验,试图找出真正有效的扶贫方法。 结果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例如,免费或有补贴的蚊帐、水氯化片(用来净水)、学校教育或避孕药的发放,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拒绝使用。这些可以拯救生命的赠送品,却遭遇了令人费解的冷漠对待。 而广受赞誉、认为是解贫灵药的小额信贷,事实上也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具有革命性。但是巴纳吉也并没有急着把此前的结论一竿子打翻,因为他发现,对援助的提供机制进行微小的调整,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效力。 例如,在播种时向肯尼亚农民提供半价肥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收获期攒下足够的钱来购买。但是,在收成后,农民有了负担能力,此时向农民出售全价化肥券,等到播种时再兑换成肥料,可以使肥料用量增加50%。 当援助手段能考虑到受援助者生活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重新精心设计之后,援助才会开始像杰弗里·萨克斯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 “这本书不会告诉您援助本身是好是坏,但是会说出特定的援助实例是否有好处。” 巴纳吉和迪弗洛写道。他们的研究最强调的一点是,援助并不是黄金箭,并非都能正中靶心。 贫穷的经济学的这个案例说服力极强,任何人在阅读后都无法不同意。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和英国的贫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帮助哈特尔浦(Hartlepool,英格兰城市)或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城市)的穷人。 这项研究也让我们发现,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并神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和我们一模一样。 穷人为什么总是做出错误选择? “我认为真正的最大区别是,”巴纳吉说,“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东西,而我们却忘记了政府花了多大功夫强制和维持这些东西。英国最贫穷的人喝着很高品质的水,这不仅仅是神赐予的东西——17世纪的英国的水质非常差;也不是说英国有某种纯净的水源,而西非国家马里则没有。只是英国的水已经被为其设置的系统净化了。” 如果每个人都像穷人一样,要花费力气去净化饮用水,我们可能也会变得满不在乎。 同样,英国父母在给孩子进行免疫接种方面可能比印度家长做得更好——但我们不应该决断他们就更为谨慎。“如果你不让孩子接受免疫接种,他们可能无法上学,也可能无法使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提供这些服务,有权利来约束公民,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贫穷的国家无法提供服务,约束公民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你不给我任何东西,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巴纳吉说。 巴内吉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没有强迫或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明智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对超级自由主义的推崇,造成了扶贫措施很难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做出良好决定的原因。” 穷人对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措施的抗拒,通常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真理,即“时间不一致性”,他解释说。“这非常简单。这意味着,你今天想执行并打算坚持很多决定,但当你开始坚持一部分决定的时候,你就不想再继续了。我认为绝大多人,当然包括我在内,都难以抵抗甜食。”他说。 “我非常坚信,我不应该吃太多的甜食,但当我看到甜食的时候,我又很想再吃一个。你的反应和行动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是我们生活中永久存在的张力。” 如果援助假定穷人将永远做正确的事,那就像我们在每年初购买的健身房会员一样,可能是一种浪费。 该书列举了时间不一致的一个加剧因素:皮质醇水平过高,皮质醇是由压力产生的激素,穷人身体中普遍存在,它削弱了冲动控制。巴纳吉澄清说,“但我也认为,有必要强调冲动控制的一部分是意志。” 冲动控制部分和神经系统有关,但这也仍是间接证据。 巴纳吉在印度从事贫困行动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如果你的生活状态一直都很差,我不确定人们会不会去考虑控制冲动。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很大的雄心壮志,并且认为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有可能去实现,你在面临诱惑方面的表现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但如果我感觉,我所期望的东西从未得到过,那我还控制我自己干什么呢?这样想完全合理。”巴纳吉说。 “穷人看上去总是做出错误选择,好像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上述机制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他们看上去不太在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几乎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可能,而这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知道你永远没办法爬上那座山,那你可能就不会尝试了。推动岩石去尝试,最后让它砸到你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说。 从加尔各答到斯德哥尔摩 巴纳吉本人,即是希望和信念力量最好的例子。 他于1961年出生在加尔各答,长大的地方隔壁就是贫民窟。小时候,他经常羡慕贫民窟的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而他则必须待在家里学习。当时,他是一个绝对的后进生,学校也抱怨他拖了后腿。 但是他的父母——两位学术经济学家——都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学业太简单了,所以就让巴纳吉跳级。这一操作却让巴纳吉对学业产生了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毕业后,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像传统的学者一样低调审慎,回答问题之前思考经常思考很久,然后给出了非常准确和审慎的答复。但是他的书无疑是现代的,并且巴纳吉说,他的书也归功于此前的一系列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Malcom Gladwell的《异类》(Outliers)和《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这些畅销书已经普及了复杂的话题,这是没有简化表述它。 巴纳吉和妻子迪弗洛 《贫穷经济学》的写作非常优美,像是一个柔和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似乎不像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事实上,最终写作也是巴纳吉一人完成的。他解释说,迪弗洛具有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呈现的强大能力,而他的工作则是理顺句子,让它成为一体。 巴纳吉的写作既不像学究派,也不像反贫困运动家。他对绕口的学术表述敬而远之,对行动主义也持保留态度,不知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从事扶贫研究。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比我的工作方法更为宏大。我的背景是纯理论和数学理论,因此我的背景非常像受过训练来提出和解决难题的人那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要的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但这并不是我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不把它用来帮助理解我身边看到的现象呢?” 扶贫先行 他承认,如果有一个解决世界贫困的万能答案,那是再好不过的。“当然,是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那肯定会更容易受到关注。没有人愿意知道,实际上我们有一千个小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解决每一个问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巴纳吉说。 尽管如此,《贫困经济学》还是获得了《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奖。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扶贫的有效性也显得更为重要。 “我认为,援助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和深入研究某些事物,并推动创新。”巴纳吉说, “这是中央政府一直没能做到的事。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失败,还可能是多次失败。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宣称:昨天我挽救了两百万条生命。我有点担心,如果政治压力变得更大,只有这种声音能存活下来。而我却认为,援助真正具有附加值的地方(这是各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促进颠覆性的创新,现在这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巴纳吉的书表现出了对政治的疏离。巴纳吉对根深蒂固的一个共识进行了挑战——贫困的唯一根源在于不良的治理和腐败,除非民主和透明达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否则他们的人民将持续陷于贫困。 巴纳吉认为,援助可以产生重大影响,而无需先等待政治改革——这一观点被指低估了权力的重要性。 “我认为人们有点误读了我们想说的话。”他回应称,“我不认为我们在说政治不重要。你知道,如果你在朝鲜,我们没办法说任何话,这就是事实,我们不会假装这不是问题。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来说,读我们的书也完全没有意义。” “我想我们要说的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虽然政治上也并不完美,但是承担政治角色的人仍然有一些想法,他们想要合法性。他们可能是腐败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要合法性。他们想要合法性是因为,例如,他们想继续掌权,以便可以窃取更多钱。”他说。 他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极度腐败”,但仍然设法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因此,我们不应该太过确信怀的政治体制替丁导致经济停滞,我们需要学习与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合作,而不是想:让我们首先解决政治问题,然后再解决其它问题。我不相信过去2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并不是说政治不重要。我们当时在说:不要认为不良的政治环境就让人无所作为。” “让贫困成为历史”,是一个听上去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巴纳吉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世界足够富裕,但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生活在应该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下。人们生活在垃圾堆里的情况不应该发生。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一美好目标。” 他话锋一转,“我们能让所有的贫困成为历史吗?我认为不能。但是,我们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极端和严重的贫困吗?我想是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本文经由志象网编译)[详情]

如何消除贫困?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这一主题
如何消除贫困?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这一主题

  原标题:夫妻同时拿下诺奖,太太还是历史第二人!如何消除贫困?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这一主题 来源:券商中国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14日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其中,有意思的是,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两人是夫妻,并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此次两人同获诺奖,被称为“最强学术夫妻档”。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只有一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而此次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获奖意味着,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 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提高了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与其他更容易衡量重要性的诺贝尔奖项不同,经济学奖具有典型的西方视角,亚洲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案例稀少。甚至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的日本,也未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取得进展。 麻省理工实验室为印度消除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连诺贝尔本人也不知道,该奖项并非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但在评选步骤、授奖仪式方面与诺贝尔奖相似。1968年起,奖项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发一次,颁奖遵循对人类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1969年在瑞典国家银行成立300周年庆典时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扬·廷贝亨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因此经济学奖是诺贝尔评选中最年轻的。 据悉,截至2019年共81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分别来自印度、法国和美国。 阿比吉特·班纳吉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埃斯特·迪弗洛 法国经济学家,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联合创始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 杜芙若生于巴黎的一个基督新教家庭,父母都是数学家。她就读亨利四世中学时专修文科,后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但与时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汤玛斯·皮克提深谈后,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1994年获得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学硕士,论文写的是苏联五年计划;1995年获得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经济学硕士(DEA),同年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研究所,1999年于印度裔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2004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终身职(tenure)。同时,她也是阿比吉特·班纳吉的妻子。 迈克尔⋅克雷默 迈克尔⋅克雷默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科学院院士,曾获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他近期的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供水和农业。 关于上述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诺贝尔奖官方表示,他们的研究正在帮助人类消除贫困。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它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印度人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中,也与获奖的研究理论基于印度的贫困问题相关。诺贝尔奖官方认为,当今全世界超过7亿人仍然生活在极低的收入水平,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印度和非洲。每年,仍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通常可以通过廉价治疗预防或治愈的疾病。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离开学校时没有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关于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包括把这个问题分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已经证明,这些更小、更精确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在最受影响的人群中得到最好的回答。 据媒体报道,杜芙若、班纳吉、克雷默主要是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贫穷行动实验室”(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为基地,该实验室是杜芙若、班纳吉和哈佛的印度裔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成立的,其研究地主要在印度和肯尼亚,目的在于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实施反贫穷计划。 围绕“贫穷行动实验室”,集合了一大批年轻的发展经济学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大规模田野实验。世界银行和其他基金组织都对他们的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在一些著名的研究中,杜芙若发现,在印度北部,当给采取疫苗注射措施的家庭奖励每家一袋小扁豆后,家庭成员注射疫苗率从5%上升到40%;杜芙若还和克莱默等人在肯尼亚的研究中还进行重复性实验,帮助当地农民更有效地使用化肥。 日本为何也难获经济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理念基础上,与其他更容易衡量重要性的诺贝尔奖项不同,经济学奖具有典型的西方视角,亚洲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案例稀少,甚至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的日本学者也未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取得进展。 尽管日本、韩国从人均GDP看已经位列发达国家,但似乎也不符合西方经济模式,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对象比较倾向于欧美国家,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7这些年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全部被美国人承包。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名得主中有两名是美国人。 比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保罗·罗默、威廉·诺德豪斯,这两人都是美国人,获奖理由是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方法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此外,纵观历届诺贝尔奖得主获奖原因,其中与股票证券市场密切相关的包括2001年获奖的三位得主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对充满不对称信息的市场进行分析”。此外,2013年获奖的尤金·法马、拉尔斯·皮特·汉森、罗伯特·希勒,这三位获奖理由是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的经验分析、2014年获奖的让·梯若尔,获奖理由是对理解和监管行业中少数重要公司的理论研究尤其出色,即他对寡头垄断现象的研究,也被很大程度上指向上市公司的研究和治理。 [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他们提高了全球减贫的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他们提高了全球减贫的能力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他们提高了全球减贫的能力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三位诺奖得主以一种随机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这样的实验更能模拟外界的各种干预因素,帮助经济学家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分享了这一奖项。 有意思的是,这次获奖的三位学者中,前两位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最后一位来自哈佛,由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都位于波士顿,因此有人戏称这个诺奖可以算是给波士顿的区域奖。巴纳吉和迪弗洛目前是夫妇,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是师生。迪弗洛今年才46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也是第二位女性得主。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并且是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得该奖的。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门学科涉及的内容很广,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到外贸如何开放,再到计划和市场的协调,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这门学科曾一度被很多国家追捧,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不过,在蓬勃发展的背后,发展经济学却面临着不小的尴尬。在很多时候,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能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指点江山,但是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各种政策究竟是否能奏效,所需要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有多大,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看理论推导,而需要看,在实践中这些机制究竟是怎么运作的。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做的工作却很少。 至少从经济学进入新古典时代开始,就一直以“科学”或“科学化”为目标。我们知道,科学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二是实验。在理论方面,经济学的“科学化”步伐是比较快的,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奋斗,这门学科在形式上已经和物理等学科十分类似。但在实验方面,经济学的进展却相对缓慢。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则更是难以用实验来加以探究。 面对这一情况,以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探究一种用随机实验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和传统的课堂实验和实验室实验不同,这些实验是针对真实世界的,是在真实世界中直接选择被试组和对照组,然后对他们进行政策干预,观察其成效。 通过实验,经济学家得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发现在不少时候,只要通过一点点小小的激励,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巨大的发展成本。例如,疟疾是困扰非洲很多国家的一种疾病,每年为了应对这种疾病,很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但成效却不明显。针对这个问题,巴纳吉和迪弗洛通过一个实验显示,只要通过发放蚊帐,就可以有效阻断疟疾的传播,从而大幅度节约防治疟疾的成本。类似这样的发现,都不禁让人感叹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了异议。例如,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就认为,受研究成本所限,实验的方法只能去探讨一些小问题,而对于类似产业政策、贸易开放这种大的政策问题却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看,发展经济学本身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详情]

3位致力减贫研究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现夫妻档
3位致力减贫研究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现夫妻档

  致力“减贫”研究 3位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现“夫妻档”,迪弗洛成该奖最年轻获奖人;3位获奖人的主要贡献是利用实验等方法减轻贫困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B04-B05版图片/视觉中国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现场。 北京时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出现“夫妻档”——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别获得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 Myrdal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 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截至目前已经颁发了51次,共计84人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现夫妻档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00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案以应对全球贫困问题,那就是将这一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更易解决的小问题,如提升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 据介绍,他们提出的方案在过去20余年间取得了较好成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目前,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中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出现夫妻双双获奖的情况,获奖三人中的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此前有夫妻分别获得诺奖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 Myrdal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 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与此同时,生于1972年,现年仅46岁的迪弗洛,还是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得主。 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诺贝尔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 自1969年以来,截至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了50次,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他们把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上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果,表达了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怎样缔造一个更和谐、重现全球共同增长的未来的期待。“各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未来更好,有一个安宁的发展环境,只有解决(共同增长)这个问题才可以。”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利用实地实验等方法,对一些减贫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帮助中国科学地精准扶贫。 北大国发院教授张晓波与三位获奖者有过交集。“我在2006年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三人。他们把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引进到减贫的问题中”,张晓波说,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三位获奖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小事情一点点做起,而不是用大的理论。 张晓波说,在他们三人看来,双盲的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必须进行这种随机的实验,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在减贫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从来没有做过双盲的随机实验。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界没有必要去迷信他们。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张晓波说。 看点1 夫妻档:共建贫困行动实验室 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现年58岁,美国国籍,现任经济学教授。根据MIT官网介绍,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哈佛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作品是《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2014年,因为在抗击贫困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领先研究成果,巴纳吉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现年46岁。其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16年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成员。 巴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MIT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因上述实验室及其在贫困方面的研究成果,巴纳吉夫妇还于2014年双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SSRC)颁发的“赫希曼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像赫希曼一样,一直致力于生产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拓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尝试解决深层的实践与伦理问题。” SSRC称,就研究的严谨性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对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而言,很少有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J-PAL那样的成就。J-PAL不仅提供开创性研究技术、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还努力开展严格的研究,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举措,堪称典范。很少有组织能达到J-PAL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看点2 迪弗洛: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设年龄限制,但是不发给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获奖时51岁,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年获奖时已达90岁高龄。 此外,迪弗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2009年获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奖也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自1969年才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最多可以选出三名获奖者,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财产约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02亿瑞典克朗),被转换成基金并投资于安全性较高的证券,投资收益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发放。2019年,每个完整奖项的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SEK)。 看点3 克雷默:哈佛今年的第二个诺奖得主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雷默,出生于1964年,现年55岁,现任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这是哈佛大学今年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项。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小威廉·凯林(William G. Kaelin Jr.)。 克雷默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此前获奖颇多,包括总统教授学者奖和麦克阿瑟奖,后者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曾因其在卫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企业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评语称,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这种方法将贫困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 延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情结” 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世界奖项之一,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此奖,但此前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不少人与中国存在一定渊源。 蒙代尔:最常来华并获永久居留权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及最优货币区域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其理论成为欧元理论的基础,蒙代尔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后期的研究常涉及中国经济,写过《过渡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市场改革:中国个案》。蒙代尔多次到访中国,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永久居留证,成为“北京市民”。 蒙代尔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开设了一门经济学讲座(现名“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多次到该校发表演讲。在2001年的一次演讲中,蒙代尔表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经济进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长。 与中国研究机构、高校合作的诺奖得主 诺奖得主与中国产生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与研究机构、高校等合作。例如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和2011年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 詹姆斯·赫克曼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2018年11月获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托马斯·萨金特于2017年6月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持成立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萨金特曾多次就中国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在此前新京报的专访中,萨金特谈及贸易问题表示,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来华讲座建言中国经济发展 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常来中国参加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其中有几位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常客。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曾连续多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可以用更多税收政策调整社会公平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的观点则聚焦于投资方面,他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希望投资更加有效,避免低回报的投资。 诺奖得主的中国学生们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中,最常见的是师生关系。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中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也有师徒关系。邹至庄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师。邹至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邹氏检验(Chowtest)”,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2007年诺奖得主里奥尼德·赫维茨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的老师。赫维茨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田国强的研究领域也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06年曾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另外,1979年诺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是林毅夫的老师。 除师生关系外,还有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得主是好友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张五常,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均为好友。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程维妙 张姝欣 侯润芳 谢莲[详情]

诺奖花落发展经济学 成果可帮助精准扶贫
诺奖花落发展经济学 成果可帮助精准扶贫

  原标题:诺奖花落发展经济学 成果可帮助精准扶贫 一家之言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利用实地实验等方法,对一些减贫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科学。尽管全球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低收入国家以及受冲突和政治动荡影响的国家,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消除全球贫困仍是人类的重要挑战。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把焦点投向发展经济学,为了表彰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r在消除全球贫困方面的贡献,给三人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不同于可以做实验的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因果判断困难。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John List、Sendhil Mullainathan等一起提出了实地实验,这是进行经济学因果推断的重要方法。Banerjee和Duflo是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的共同创始人,该研究机构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分支机构,也是金融系统与贫困联盟的成员,他们利用实验室进行了大量自然实验。近年来,实地实验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的重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领域,同样在实地实验具有重大影响力,今年没有获奖的John List等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轻的全球领袖。Kremer的研究领域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疫苗方面的研究和疫苗销售方面的私人投资。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利用实地实验等方法,对一些减贫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措施很多都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成果一致。比如,注重教育,致力于改善农村卫生、饮用水安全等。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帮助中国更科学地进行精准扶贫。 潘向东(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详情]

减贫他们是认真的!为穷人操心的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减贫他们是认真的!为穷人操心的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原标题:减贫,他们是认真的!为穷人操心的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在这世界上,有没有一心专为穷人“做主”的经济学?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出炉,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此次选择了三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有)实验性做法”的获奖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其中前两位还是因学术结缘的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给出的官方获奖理由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缩减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而这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今年来自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获取了如何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他们将问题划分为更小领域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发现,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 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研究因果关系,困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政策能不能导致某个结果,而前述获奖学者的贡献,恰恰是巧妙设计了实验/研究方法。 钱军亦谈到了他对此获奖研究方式的评估:在挑选实验目标时,有一定随机性,不是所有重大经济政策都可以通过随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效果,且发展经济学实验做的规模通常不会很大,因为设计大规模实验即费钱又很难精准;同时,在规模不大的实验下得出的结论,虽然很精准,并不一定能够在与实验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区域大规模推演。 最年轻女性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前,各方一直在猜测此次是否会有女性经济学家获奖,其原因在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周年即2009年时,出现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而今年正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 不过,最终奖项揭晓时,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身后屏幕上的女性获奖者并非是大部分经济学人的“心头好”——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而是出生于1972年、目前仅46岁的迪弗洛。 她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位女性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如前所述,巴纳吉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导师。 历史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曾诞生过夫妻档,最有名的就是居里夫妇。对经济学奖来说,夫妻档还是第一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诺奖评选有个显著的变化是在获奖者的年龄下限上有所突破。迪弗洛还不到47岁,往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当时也有51岁(注:平均年龄为67岁),因此这是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学者从做出成就到获奖的时间缩短,这对年轻人是个鼓励。” 此外,李仁贵也表示,本届诺奖还出现了两个较小的变化。 他称:“一是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六年诺奖得主都同时是‘引文桂冠奖’入选者,而今年三位都不是;二是迪弗洛是克拉克奖(注:奖赏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的得主,从2009年到2018年十届诺奖得主都未获得过克拉克奖,今年是克拉克奖得主的回归。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是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学生。迪弗洛虽然年轻,却已经是经济学界三大重要刊物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之一。 在今年9月时钱军还见到了迪弗洛,彼时是在美国经济智库——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召开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迪弗洛受邀作为主旨演讲者演讲。 在期间,她讲了以下几点:首先,在目前经济环境下,经济学家要如何重新获得民众信任,其次,在经济增长停滞后,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钱军回忆,彼时迪弗洛还谈到了她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即她认为如果按照历史规律,未来中国应该在发展中让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一些,让财富收入更加平等。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看来,以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中高速发展的现状看,过分强调财富平均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目标:看社会财富分配,不如看消费分配,而讲社会财富公平,不如讲社会发展最重要公平,那就是机会公平,譬如从幼儿园同等受教育机会公平。 减贫,他们是认真的 本届诺奖获得者最初的研究,也恰好是集中在教育领域。 他们探究哪些干预措施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提升教育效果。在低收入国家,教科书稀缺,儿童也经常饿着肚子上学。那么,如果学生可以获取更多教科书,他们的成绩会提高吗?还是给他们发放免费校餐会是更有效的措施?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决定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地区进行田野实验以便回答这些问题。 在实验中,克雷默将大量需要深入帮助的学校随机分为不同的组,并给予它们额外的资源,只是形式和时间不同。 比如说,在一项研究中,一组学校拥有更多的教科书,而另一组则被给予了免费的学校餐食。实验表明,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校餐都对学习效果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教科书因素有积极的作用,也只适用于最好的学生。 巴纳吉和迪弗洛则研究了印度两个城市的学生的补习辅导计划,其中孟买和瓦都达拉的一些学校获得了新的助教,可以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实验清楚地表明,给最弱势的学生的针对性帮助,是中短期中最有效的方式。 简单来说,这些实验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最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教学不足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这些早期研究之后,实验也在其他国家陆续展开,但关注点转移到了诸如卫生、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新技术的使用等重要领域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成果,田野实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调查减轻贫困措施的效果时的标准方法。 而今年诺奖得主的实验设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无论是干预组还是对照组的参与者都是在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对新政策效果的测试结果可以直接应用。 第二,这些诺奖得主的研究背后有一条重要观察,即许多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因此要做出巨大改进必须了解人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三位诺奖得主不但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奏效,而且还测试了原因。 譬如在教育领域,各方现在得以对贫困国家的核心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即课程和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在这些国家中,教师和教育机构的缺失程度普遍较高。 巴纳吉和迪弗洛等人的上述研究表明,即使以中期来看,对弱势学生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这项研究是相互影响与合作进程的开始,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项目用以支持学生,现在这些计划已惠及超过10万所印度学校。 其他田野实验还调查了教师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感,这反应在旷工率高的现实上。激发教师动力的一种方法是将他们雇用在短期合同中,如果他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延长合同。迪弗洛和克雷默等人比较了不同聘用条件的老师的教学效果,结果发现以短期合同聘用老师的学生的考试成绩要好得多,但长期聘用的老师的学生却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这项新的基于实验的低收入国家教育研究表明,总体而言,额外资源的价值有限。但是,使教学适应学生需求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价值。改善学校的管理水平和要求尸位素餐的老师承担责任也是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 在卫生领域,一直以来的重要问题是,是否应该对药物和医疗保健进行收费,如果是,应支付多少费用。克雷默和其同事的一项田野实验调查了价格如何影响人们对预防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需求。他们发现,有75%的父母在药免费时给孩子服用了这些药,而在大量补贴下只需要他们花费不到1美元购买药物时,只有18%的父母买给了孩子。随后,许多类似的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情:穷人对预防性保健的投资极为价格敏感。 此外,服务质量差是贫困家庭在预防措施上投入很少的另一个解释。一个例子是,卫生中心负责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经常缺勤。 班纳吉和杜芙若等调查了流动疫苗接种诊所是否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结果发现,在获取这一服务的村庄中,疫苗接种率为18%,是没有获取此服务的村庄的6%的三倍。而如果家庭给孩子接种时能被奖励一袋扁豆的话,这一比例增加至39%。由于流动诊所的固定成本较高,因此尽管赠送扁豆会增加费用,但每次疫苗接种的总成本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这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的重点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在人类历史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占比约为16%。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 如此说并非贬低他们的经济学研究,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整个发展经济学圈对中国在扶贫和经济发展上上的了解还是不够。更多的发展经济学中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做法。  [详情]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视频回顾经济学诺奖50年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视频回顾经济学诺奖50年

  原标题:宣布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段视频:回顾经济学诺奖50年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分别是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法国裔美国经济学家埃丝特·迪弗洛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默。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示,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在三位获奖者中,埃丝特·迪弗洛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的历史中第二位获奖的女性,同时以46岁的年龄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 她还与另一位获奖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合著过一本经济学著作——《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 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另一位获奖者迈克尔·克莱默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学会教授,近期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最晚的诺贝尔奖 自1969年首次颁奖至2018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了50次,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50周年。这项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已走过半个多世纪,共计81位经济学研究者获此殊荣。 与物理学奖、文学奖等“元老”级诺贝尔奖相比,经济学奖最为“年轻”,它的“诞生”足足晚了半个世纪,该奖项设立于1968年,是瑞典国家银行为了纪念诺贝尔奖设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增设的经济学奖项。 与其他五大由“诺贝尔基金会”出资设立的诺贝尔奖项不同,经济学奖的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提供,今年的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47万元。 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方法三大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评定,每年最多可选出三名获奖者。 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在20世纪90年代,因“机制设计理论”的相关研究备受赞誉,然而,直到2007年,时年90岁的他才获得诺贝尔奖。 而在今年经济学奖颁奖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他在1972年获奖时仅有51岁。 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7岁,远高于物理学奖的55岁和化学奖的59岁。 2009年,专攻政治学而非经济学家出身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在此之前,还有一位政治学博士和一位心理学家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详情]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 第二位女获奖者出现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 第二位女获奖者出现

  原标题: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出现!50载经济学奖告诉了我们什么? 当地时间10月14日11时45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得主分别为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女),以及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的贡献。三位获奖者将均分900万瑞典克朗奖金。 此外,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得主已经分别在10月7到11日陆续出炉。而今天公布的经济学奖得主为2019年诺贝尔颁奖季划下句点。 针对此次获奖者的获奖理由,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称,“虽然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依旧是人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目前,仍有7亿多人收入处于极低水平;每年,约有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仍有一半儿童辍学。而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实验性方法,以减少全球贫困,即庞杂的问题切割成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等。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Michael Kremer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试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常与Michael Kremer一起,很快就对其他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诺贝尔奖官网称,“获奖者的研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该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次提及“贫困”。201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凭借“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奖。 据悉,评选委员会在官方宣布名单之后与获奖者公开通话。 作为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女性,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埃斯特·杜夫洛在接到电话时表示,自己并没有想到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她表示,自己“希望证明女性有可能成功并获得成功,这将激励其他女性继续工作,并促使其他男性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 事实上,另一位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杜夫洛是夫妻,他们在麻省理工大学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两人曾经共同编写《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一书,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他们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这对夫妇对于中国问题也有过研究。2012年,两人与耶鲁大学的Nancy Qian合作完成《On the Road: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一文,研究交通运输网络对中国区域经济成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靠近交通网络对人均GDP水平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位获奖者、今年54岁的克雷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领袖之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曾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并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青年领袖”人选之一。 1993年,克雷默提出著名的经济学理论“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受到1986年美国挑战者太空梭发射事故的启发,有助于解释人才流失和国际经济的差距。 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今年公布的获奖者有一些出人意料,但实际上具有深层次的意义。短短10年中,这么多关于对抗贫困的尝试理论、实践获奖,也反应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郭杰群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有限资源的分配,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公平性越来越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方向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其不仅针对贫困,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如教育、普惠金融、健康医疗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评估。 “他们三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脱贫有很多应用价值。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杜夫洛等人设立的研究中心就是以第三世界国家贫困者的微观行为为中心,以随机抽取的实践来评估脱贫政策的有效性,并制定有效方案。” 【延伸阅读】 5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了什么?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趣谈:“这是唯一一个允许持有相反意见的人同时获奖的奖项。”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授予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est von Hayek)这一奖项就是这种情况,而2013年尤金·F·法玛(Eugene F.Fama)与罗伯特·J·席勒(Robert J.Shiller)同时获奖亦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奖项授予哈耶克与默达尔,是为“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这两人,是长期以来理论上的对手。 而尤金·法玛建立了有效市场假说,指出了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开可用的信息,席勒则是尤金·法玛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仔细收集证明非理性、低效市场行为的证据,并努力反驳尤金·法玛的想法。 事实证明,这些学者的见解,无论矛盾还是相合,都富有极大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了获得公众审视、认定的平台,并推动社会运转。 经济学奖属于诺贝尔基金会专属之“诺贝尔奖”商标中的一种奖项,以表彰经济学界的杰出研究者,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的最高奖。 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认可了基础经济学理论、计量和经验分析领域的众多经济学贡献。 多由美国学者获得 一些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键数据十分有趣。 在截至2019年50年中,共有84位获奖者获得殊荣。其中有25次颁奖给唯一年度获奖者,有19次是两位获奖者共享奖项,3位同时获奖的情况有7次。最年轻和最年老的获奖者分别是47岁和90岁。 在本届获奖者杜夫洛获奖之前,仅有一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2年出生的杜夫洛的出现标记了新的突破,她打破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获奖者纪录。 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多由美国学者称霸,具有美国国籍的占据绝对优势。今年也不例外。据统计,有32位经济学奖得主来自芝加哥大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奖励一些“非经济学家”。自从经济学奖于1994年授予约翰·福布斯·纳什之后,该奖项即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奖”,奖励对象遍及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1974年的得主哈耶克是一名政治学博士,也是首位获奖的“非经济学家”。 其后,2002年的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是一名心理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经济学课程。2009年的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名政治学家,专长公共政策。 按照诺奖官方的规定,任何提名和与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也就是说,第一届经济学奖(1969年)的提名细节将在今年公开。 经济学奖并非嫡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1年来,外界对这一奖项的争议常甚于其他奖项。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也称,“这不是诺贝尔奖项”。 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奖是什么关系?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该行300周年庆典上为纪念诺贝尔增设了这一奖项,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 在51年的历史中,这一奖项曾经被记录为多个名称。目前,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此奖项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其实际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初期,诺贝尔家族的一位成员曾经提出,这个新奖项夸大了赋予民众的利益。在某些方面,这一奖项仍处尴尬境地。经济学家大多是提出问题和观点,而非拿出解决方案。 记者 袁源[详情]

今年诺奖为何发给减贫经济学家?主要贡献在研究方法
今年诺奖为何发给减贫经济学家?主要贡献在研究方法

  原标题:今年诺奖为何发给了减贫经济学家?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  三位得主从研究领域来看均为发展经济学,这不是发展经济学第一次获得诺奖。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与此前获奖者不同,今年的获奖者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新理论,而在于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主要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以探索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诺贝尔奖委员会称,由于三位获奖者的工作,在研究减轻贫困措施的效果时,田野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标准方法。 重塑研究方法 使得田野实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标准方法 三位得主从研究领域来看均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狭义定义下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发展经济学第一次获得诺奖,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因发展中国家研究而获奖。 不过,本次诺奖三位得主更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方法方面,他们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寻求减轻全球贫困的措施。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在肯尼亚启动了一组关于学校教育的随机对照实验。实际上,他们的实验相当于是把提高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个更小、更容易处理的具体主题,每一个主题都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实地实验进行严格研究。例如,克雷默在田野实验中发现,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学校餐食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大,而对弱势学生的针对性帮助则大大改善了教育成果。 巴纳吉和迪弗洛等人则对印度两个城市的学生补习项目进行了研究,衡量孟买和瓦尔道拉的学校聘请助教的作用。实验表明,在短期和中期对最弱的学生提供针对性帮助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三人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实地实验都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源匮乏,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学不足以适应学生的需求。三位得主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早期实地研究之后,新的野外实验在其他国家陆续开展,并且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卫生、信贷和农业等领域。 三位获奖者设计的实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参与者都是在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策,这意味着测试新政策措施的结果通常可以在现场应用。其次,他们不仅测试了某种干预措施是否有效,还测试了原因,这是在为可持续的改进而探索人们决策背后的推动力。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他们在重塑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三位获奖者的工作,在研究减轻贫困措施的效果时,田野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标准方法。 他们发现了什么? 尽管是在一个个具体话题中进行的实验,但三位获奖者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成果。 在教育领域,巴纳吉和迪弗洛等人的研究表明,对弱势学生的针对性支持具有很强的积极作用。总的来说,一系列对低收入国家教育进行的实验研究表明,一般来说,额外资源的价值有限,但使教学适应学生需要的教育改革是很有价值的。 在健康领域,克雷默和合著者进行了一项实地试验,调查了人们对寄生虫感染驱虫药的需求如何受到价格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药物免费时,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这些药;而当该药收取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只有18%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这显示穷人对预防性医疗的投资极为敏感。 许多贫穷国家的低疫苗接种率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有限理性。迪弗洛、克雷默等人调查了小农为何不采用相对简单的创新技术,一种解释是现在的偏见使他们倾向于推迟投资决策。有限理性对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对于有偏见的个人,临时补贴比永久补贴更好。 如何解释各国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巴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事实: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同一生产要素的国内回报率方面存在巨大的异质性,远远超过全经济体回报率的跨国异质性。换句话说,在同一国家内部,一些公司使用最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公司使用过时的生产方法,从二者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结果来看,发展中国家远大于发达国家。巴纳吉和迪弗洛认为,这些配置不当可以追溯到各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因此,理解并最终减轻贫困的一个核心步骤是,确定所观察到的效率低下的根源,以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 除了理论发现之外,三人以实验为基础的新研究已经有了实际政策效果,帮助减轻了全球贫困。例如,巴纳吉和迪弗洛在印度的研究引发了大规模的学校支持项目,这些项目目前已惠及10万多所印度学校。还有,根据克雷默的除虫研究结果,世卫组织建议,向生活在寄生虫感染率超过20%的地区的学龄儿童免费分发药物。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的总体影响,例如,受关于扶贫工作的无效投资研究影响,各国政府和组织已关闭了许多被证明无效的方案,而拨出大量资源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以实验为基础的领域。三位获奖者的新研究已经帮助减轻了全球贫困,并具有进一步改善地球上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潜力。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郭利[详情]

张晓波: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验方法可借鉴 但没必要迷信
张晓波: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验方法可借鉴 但没必要迷信

  原标题:张晓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验方法可借鉴 但没必要迷信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也提供了一个脱贫的世界样本。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我在2006年的时候曾请迈克尔•克雷默参加过一个我主持的国际会议。另外在美国经济研究局组织的会上也曾与巴纳吉有过几次交流。他们把田野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引进到减贫的问题中。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要像医学一样做实验,尤其是通过田野实验增加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小事情一点点做起,就像工程那样,而不是用大而空的理论。比如克雷默做过一个实验,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小孩子因为肚子里闹蛔虫而无法正常上课,这导致这些生病的孩子成绩不好,影响人力资本形成,进而也影响长大后的收入水平。 通过实验的方法,克雷默他们给一组学生吃治蛔虫的药,一组不吃。实验证实吃药的孩子学习成绩等表现更好。这种政策干预成本特别低,但效果非常明显。他们用类似这种的研究方法证明,有可能通过边际上的改进,来帮助解决穷人的一些问题。 他们三人的这种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对于刚出道的经济学者,这种方法容易被接受。同时他们控制着主流的经济学杂志(埃丝特•迪弗洛是最权威经济学杂志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 现在不做田野实验,发展积极性的论文很难在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因此很多人跟风去做类似的田野实验。但这种实验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在他们看来,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因此好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尽量进行这种随机的实验。在一些小的贫困问题上,比如通过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给孩子吃治蛔虫的药帮助孩子提高上课出勤率,这些实验是有效果的。但很多政策问题,无法做实验。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那么有可能只关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 另外实验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也是个问题。比如,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可能在非洲部分地区起作用,但北非这些干燥的地区贫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帐。也有些地方发放的蚊帐被拿去做渔网、披纱或者干脆被转卖了,导致了很多的资源浪费。另外从执行层面,他们的减贫方法也很难推广。比如,他们的博士生往往飞到一些国家的部分村子做实验,这些精英院校的博士生能力很强,实验结果当然很好。但如果把实验从一些村子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话,即由点到面铺开的话,就要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地方政府腐败的话,一个项目推广开来,很容易导致腐败问题,效果往往达不到试点时的水平。 另外,免费发放蚊帐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旦援助方不再提供资金,这个减贫的方法就不能再持续下去,因为受援国没有一个自己的造血基础。 总之,实验的方法对理解一些贫困的机理很有帮助。但在具体减贫上,随实验的方法只能在边际上解决一些小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在减贫上也做了很多的实验,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要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调动这部分人群的积极性去发现机会,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的效果和作用更好。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也提供了一个脱贫的世界样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经验,比如由点到面、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我们最初设立了蛇口工业区进行改革开放的实验,之后逐步推广到深圳、沿海城市,最终边干边学边总结推广到全国(2001年全面开放加入WTO)。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有助与将风险降低到了最小,同时摸索经营。但这种改革很难做随机实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证明了,贫困问题不是靠这种随机实验来解决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界没有必要去迷信他们。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现在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比较担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会跟风为了做实验而做实验,反而忘了总结中国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经验。 张晓波(北大国发院教授)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校对 郭利[详情]

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想要知道一款新药有没有疗效,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做试验:治疗组和对照组一对比,结果清晰可见。但如果换作是一项扶贫政策,能不能精准判断出它的效果呢? 有一群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是——设计实验。其中的3位开创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正是由于“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在昨天成功摘得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这样写:“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实验方法触发经济学变革 “今年的获奖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表示,意外的是,相较于以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三位教授的年龄都不大,埃丝特·迪弗洛还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所谓“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他们开创的“方法论”在经济学触发了一场变革。 3名获奖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阿比吉特·巴纳吉和迈克尔·克雷默是同样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师兄弟”,而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现在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大的社会政策问题划分成更易于管理的几个较小问题,再随机抽取相关人群,借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从而研究因果关系,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有效干预措施是什么?在他们看来,精心设计实验可以找到最好的回答,从而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可靠答案。 在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实验方法的强大作用。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也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展开了类似的研究。现在,这一实验研究方法完全支配了发展经济学。 研究成果具有减轻贫困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贫穷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曾经调查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出发,详细解读了过去对贫穷和穷人的误解,并提出解决贫穷问题的具体办法。他们在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观点鲜明地认为:“政府和慈善机构应当适当地助推,给贫困人群提供便利,比如政府补贴,银行降低取款收费,保险公司免费给穷人提供保险。要消除贫穷,就必须要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找到贫穷的原因,进而找到应对的方法。” 昨天的颁奖词指出,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这些只是这项新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特别大的理论贡献,但是对于整个全世界的扶贫工作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其实反映出了评审对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重视,也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学界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 朱宁还表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本身而言,过去一段时间整体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此次颁奖将鼓励这一个研究领域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更多贡献。 有启发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今年获奖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启示? 朱宁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中国在脱贫攻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能形成更系统性、理论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阶段提升的方面。另外一点,对于扶贫工作而言,如何更多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以个人激励作为标准,而不是依靠大规模撒胡椒面,这种思路也颇具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如果不借助实验的方法,政府的政策很难得到精准评估效果,因此现在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借助实验方法来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局部实验其实存在一定缺点,也就是外推性比较差。”王永钦坦言,“实验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各个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真正让政策有效落地。” 文汇网 作者:唐玮婕[详情]

万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万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性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讲“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详情]

诺奖与现实的“远”和“近”
诺奖与现实的“远”和“近”

  原标题:诺奖与现实的“远”和“近” 来源:新京报 10月14日,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学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考量,提出了在反贫穷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措施,不仅延展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也“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提出了实验性方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广受关注,在于其与现实的“远”和“近”。 诺奖离现实很近,反贫穷不是空话和大话,而是重要的现实问题,就贫穷产生的原因思辨政策得失,方能惠及“沉默的大多数”。诺奖离现实很近,在于本次获奖者做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证贡献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大有裨益。 第一,本次诺奖颁给在反贫穷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提示出当前全球需要或者应该更多关注“贫穷的本质”。穷人未必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但一定是经济衰退或者经济放缓的最大受害者。在全球化倒退、收入分配空前失衡的背景下,没有话语权的穷人并非趋势和市场的主导力量,反而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特别在当下,贸易冲突引发了全球经济阴霾,从反贫穷的立场看,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以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 第二,三位诺奖获得者的理论见微知着,揭示出反贫穷政策的“蝴蝶效应”。反贫穷绝非一时之功,但小的努力最终会积累产生巨大的效果。贫穷的原因并非完全在于穷人在经济决策方面的非理性,而更多是影响其命运的信息、资源、环境等要素与代表性个体有所差异。这也意味着反贫穷的政策选择需要更加注重细节和根源,方寸见真章。 第三,反贫穷需要更加对称的信息和更加公平的机会。当前,全球两极分化的形成带来了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氛围,这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要素的流动和自由贸易,从而与反贫穷的初衷格格不入,甚至会加剧“贫穷的诅咒”。所以,改变贫穷需要彻底反思经济政策,改变“以邻为壑”的导向,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信息顺畅流动,推动更多的自由贸易机会。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诺奖距现实也很远,理论的时效性、假设的合理性、贡献的思想性也令部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脱节于真实的经济世界。着眼于现实,在经济学灯塔指引下的行动力弥足珍贵。 诺奖距现实很远,因为当下真实经济世界的发展在不少方面已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其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工作大多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理论与经验贡献,其经典性的另一面是滞后性或非完备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诺奖其实是对过去的回溯性评价。 其二,经济学理论的原点是对于现实的有条件抽象,所谓化繁为简,以还原出复杂性背后的本质规律。但在当下分工日益细化、业态不断涌现、科技跨界爆发的时代,对于传统假设本身的挑战或对于假设是否仍能反映现实的质疑更加凸显。 其三,传统理性决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企业、个人都是经济决策的主体,不同版本的理性行为模型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和工具。但在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岛主义等短期非理性行为冲突与杂糅的环境中,基于单一或改进的理性模型所作出的前瞻判断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其四,本世纪以来部分年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将追求于思想创新让位给执着于分析技术之嫌。技术化固然丰富了经济分析的武器库,但相对于穿越时空的经济思想,终究会成为可被替代的手段。 经济学理论如一座座灯塔,能帮助我们认清部分经济真相,但要解决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更需要行动力。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四个字中:等待、希望。继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关注于可持续发展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教授之后,本次诺奖颁给三位致力于反贫穷事业的学者,饱含着“希望”和“等待”的正能量。从三位获奖经济学家的长期实验和调研看,反贫穷的措施只要坚持下去,或能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效。而事实上,中国凭借强烈的决心、殷切的希望、有力的举措,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无疑是对于反贫穷行动最好的宣传。相信纵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之下,凭借理论的指引和实干的态度,反贫穷事业终将开辟新道路,迎来新未来。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编辑 陈莉 校对 郭利[详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人,其中一对是“夫妻档”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人,其中一对是“夫妻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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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读:他们用微观实验推动“发展经济学”改革
官方解读:他们用微观实验推动“发展经济学”改革

  原标题:官方解读经济学诺奖:他们用微观实验推动“发展经济学”改革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全球贫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广泛而根深蒂固的问题,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仍有7亿多人处于贫困中,靠极低的收入生活。同时,每年有约五百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通常可以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加以预防或治疗。 如何有效减少全球贫困?如何最有效地确定扶贫策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聚焦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该领域研究了全球贫困的根源以及如何最好地与之抗衡。 据诺贝尔奖官网,在短短的二十年中,获奖的三人开创性地将发展经济学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主要具有实验性的领域。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减贫理论,本文图片均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表示,三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主要有以下三大杰出贡献: 一是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 与他的合著者发起了一系列关于肯尼亚学校教育的随机对照试验,如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小学按学生表现分成小班将有助于孩子的教育。 小学按学生表现分成小班将有助于孩子的教育 此后不久,三人与其他研究者一起扩大了教育主题的范围,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健康,信贷和农业。 二是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夫妻二人阐明了多个采取微观经济学方法帮助理解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的案例,两人在2005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将微观经济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总收入联系起来。 两人在论文中表示,直观来看,当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时,经济将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简称PPF,用来表示经济社会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反映了资源稀缺性与选择性)上运行;当资源分配不当时,经济将在此边界内运行,即产出和生产率将低于预期水平。 巴纳吉和迪弗洛进一步认为,市场和政府缺陷,如政府失灵、信贷约束、保险失灵、家庭动态或行为问题,都可以帮助解释这种分配不当的现象。 2011年两人合著的《贫困经济学:对抗击全球贫困措施的彻底反思(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一书探讨了很多有关贫困的令人惊讶的现象:为什么穷人需要借钱进行储蓄?为什么他们错过了免费的挽救生命的免疫接种,却买很多他们并不需要的药物?为什么他们做很多生意,却没有一个得到发展? 在大量有关贫困起因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巴纳吉和迪弗洛从基于科学的方法中得到了经验,在改善穷人的健康、就学和收入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 如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农村开展的免疫接种干预实验中,他们把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开展完整的5个课时的预防免疫的课程教育;另一组也开展授课,但同时给每个参与者每人发一公斤小扁豆,结果发现:在一些村庄强制推行的免疫接种率只有6.2%,对于第一组的免疫接种率上升到了16.6%,第二组则显著地上升到了38.3%。 迪弗洛等人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农村展开随机试验,探索低成本激励措施的效果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尝试用一些小额的奖励或很低成本的激励措施能够让一些看似难以推行的公共服务政策效果得到很好的提升,这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 三是获奖者通过设计新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如何应对外部有效性的关键挑战)牢固地建立了新方法,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为新一代研究人员指明了明确的方向。2003年巴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对这一努力也至关重要,据悉,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认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获奖的三人通过开创实证研究方法,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数据的框架下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确定可行的政策上,在贫困背后的具体机制和减轻贫困的具体干预措施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详情]

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颁给“脱贫”主题……
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颁给“脱贫”主题……

  原标题: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颁给“脱贫”主题…… 来源:上观新闻 摘要:诺奖 今天傍晚,今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大奖——经济学奖揭晓,这是时隔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将视线聚焦在全球贫困问题之上。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夫妇,和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被授予经济学界最高荣誉。 最年轻的C位获奖者 阿比吉特·巴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8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是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埃丝特·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9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也是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1964年出生于美国,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有关“脱贫”的研究,因为这不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基础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今年获奖者通过他们的“田野实验”性研究解答了全世界在“扶贫”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健康、农业、获得信用等,并且他们实验对政府的脱贫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公布前半小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已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的埃丝特·迪弗洛。当被问到得知自己获奖时的心情时,这位年仅47岁的“C位获奖者”回答:“真是不敢相信。在这之前我觉得今年获奖者应该会是比我们三人都年长的经济学家,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太年轻了。” 的确,今年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经济学界称之为“老”奖,这是因为获奖者的年纪都很大,平均获奖年龄近70岁。“之前的获奖者年纪都比较大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结果需要时间去检验。”埃丝特·迪弗洛也表示。但是,今年获得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实验方法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并使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三位经济学家获诺奖,着实破了多个记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教授是位‘60后’,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亲来复旦讲学,我陪他多日,他走的时候留下一个皮箱给我。” 必须重视大多数人的问题 国际一流经济学家林立,年度诺奖花落何人,很大程度上也与当时全球主要经济问题关切相联。前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贫困”问题距今已分别有近20年和40年:1998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因“对贫穷标准做出定义”而获得诺奖;1979年,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因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而获得诺奖。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在颁奖时特别强调,如何减轻全世界的贫困在当今依然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从20世纪以来人类发展经历观察,只有伴随着全球化,才会有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齐头并进;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的确往往与一个经济体内部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伴生,并由此导致了目前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反过来危及到全球的发展,“由此看来,今年的诺奖同样蕴涵着对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的不懈探索的导向和美好愿景的期许。” 埃丝特·迪弗洛在由复旦泛海国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魏尚进教授主持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进行主旨演讲。她演讲的主要内容为经济学家如何争取民众的信任,以及经济增长停滞后政府可以做的事。来源: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从2015年诺奖评委开始关注的不平等问题,到今天进一步关注的贫困问题,都表明评委近来一直在重视虽然‘研究群体小众’,但又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认为,这一风向转变,说明今天经济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大多数人的问题,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满足少数精英所认知的效率问题。 去中国实践寻找新的智慧 每当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时,总是伴随着“中国人何时能入围”的疑问与感慨。今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为解决贫困问题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时,也让国内经济学界颇感振奋。有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发展经济学获奖,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与诺贝尔奖客观上的距离更近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比中国经济学家何时得奖,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世界经济和人类发展做出的现实贡献,更值得中国经济学家投入研究、进行总结。 当埃丝特·迪弗洛们在印度和非洲开展小规模试验,用其创新理论试图缓解贫困问题时,中国涉及近亿人口的“脱贫攻坚”举世瞩目。在这场实实在在的攻坚战中,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8年末的1660万人,截至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了1.7%。中国一半的贫困县、80%的贫困村、85%的贫困人口已经实现脱贫,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今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结束之际赞扬了中国政府的扶贫贡献,她表示:“我必须说,中国正在做很多建设性工作,以便让民众从较为贫穷的生活水平进入中产阶层。”事实上,中国不仅扶贫成就世界瞩目,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也备受各国关注,分类组合的精准扶贫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投入、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动员全社会和群众广泛参与等扶贫方案,均体现了“中国创造”的智慧。 “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发生在中国。这些获奖人的研究似乎主要在‘术’的层面,“道”的层面可能还需从中国的实践中去寻找。”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夏立军表示。 不过,这也需要中国经济学界投入更大的努力。在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中,曾提到埃丝特·迪弗洛教授致力于探索研究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这种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对我国经济界非常具有启发性。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成为躲进小楼钻研的“黑板经济学”,对具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对研究现实问题的同行嗤之以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近日在回答“我为什么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问时,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在他的推测中,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 栏目主编:徐蒙 文字编辑:张煜[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人摘奖,46岁迪弗洛刷新年龄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人摘奖,46岁迪弗洛刷新年龄纪录

  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迪芙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 201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10月14日)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其中,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并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出现夫妻双双获奖。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别获得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 Myrdal获得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 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至2019年共计颁奖51次,已经有84人获得经济学奖。 诺奖夫妻档:共建贫困行动实验室,5年前曾因此获奖 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现年58岁,美国国籍,现任经济学教授。根据MIT官网介绍,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哈佛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作品是《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2014年,因为在抗击贫困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领先研究成果,巴纳吉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现年46岁。其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16年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成员。 巴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MIT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因此实验室及其在贫困方面的研究成果,二人还于2014年双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SSRC)颁发的“赫希曼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像赫希曼一样,一直致力于生产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拓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尝试解决深层的实践与伦理问题。” SSRC称,就研究的严谨性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对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而言,很少有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J-PAL那样的成就。J-PAL不仅提供开创性研究技术、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还努力开展严格的研究,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举措,堪称典范。很少有这样的组织能达到J-PAL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刷新纪录,迪弗洛成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设年龄限制,但是不发给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获奖时51岁,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年获奖时已达90岁高龄。 此外,迪弗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2009年获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自1969年才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最多可以选出三名获奖者,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财产约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02亿瑞典克朗),被转换成基金并投资于安全性较高的证券,投资收益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发放。2019年,每个完整奖项的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SEK)。 哈佛大学今年两度摘得诺贝尔奖项 克雷默于1964年出生,现年55岁,现任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这是哈佛大学今年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项。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小威廉•凯林(William G. Kaelin Jr.)。 克雷默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此前获奖颇多,包括总统教授学者奖和麦克阿瑟奖,后者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曾因其在卫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企业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评语称,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这种方法将贫困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郭利[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来源:北京商报 在50周岁到来的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向了贫困社会。无论是探寻贫穷根源的阿比吉特·班纳吉,还是试图了解穷人经济生活的艾丝特·杜芙若,抑或是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麦尔尔·克雷默,都在贫困——这个全人类探索已久的道德话题之下兢兢业业。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主题以来,这个曾经饱受“是否对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质疑的奖项,似乎越来越来关注人类。 01、从班纳吉到克雷默 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丝特·杜芙若是夫妻,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迈克尔·克雷默则在哈佛大学任职。班纳吉为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获得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 出生于1972年的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杜芙若,是目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研究中,她试图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目的是帮助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她曾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他获奖时为51岁。 同时,杜芙若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相较于前两者的麻省理工学院背景,迈克尔·克雷默有些不同,现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茨教授。克雷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表现出色,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并为麦克阿瑟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统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克雷默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并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 “阿比吉特·班纳吉教授、艾丝特·杜芙若教授、迈克尔·克雷默教授,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评委会给出了这样的颁奖词。 02、从本质到细枝末节 为什么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穷人于水火之中?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在2013年与克拉克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共同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班纳吉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关于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包括把这个问题分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在官网的新闻稿中,评委会道出了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理由。 从细微处入手更利于看到问题的本质。杜芙若与丈夫班纳吉以及哈佛的印度裔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创立的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就是从实际出发、拆解贫困问题的典例。 该实验室研究地主要在印度和肯尼亚,目的在于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实施反贫穷计划。这一实验室集合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大规模田野实验。比如在一些研究中,杜芙若发现,在印度北部,当给采取疫苗注射措施的家庭奖励每家一袋小扁豆后,家庭成员注射疫苗率从5%上升到40%。 克雷默也有过类似的田野试验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曾和同事利用实地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教学效果的干预措施。 成果不止如此而已。评委会指出,三人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而这些,只是这项发展经济学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 除了试验,三位经济学家也有过贫困问题的反思。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不仅探寻了贫穷的根源,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 03、从策略到实证 作为诺贝尔奖项中最年轻的后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自1969年以来,已颁发了50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但正是这份不同,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曾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经济学家的贡献被认为不见得名实相符,而获奖最多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也不存在“处理金融灾难的知识系统”。 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曾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采取的“公关策略”。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实证议题的关注开始增加。去年,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因为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贡献获得该奖项。彼时,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焦虑席卷全球之际,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他们设计出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目前关于创造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最基本以及最紧迫的问题。” 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安格斯·迪顿因为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实证化的诺贝尔奖,未来这样的诺贝尔奖可能会越来越多,”彼时,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直言。而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近人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在新闻稿中,评审委员会坦言,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详情]

夫妻双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位获奖者聚焦贫困问题
夫妻双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位获奖者聚焦贫困问题

   夫妻双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太太还是该奖史上最年轻得主,三位获奖者聚焦贫困问题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三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获此殊荣,理由是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出现了一位女性得主的身影,即“70后”女经济学家埃斯特·杜弗洛。杜弗洛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位女性获奖者,也是截至目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与获奖者班纳吉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夫妻。 “今年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诺贝尔官网发布的致辞中如此说道。 史上第二位女性得主出现 在今年之前,只有一位美国女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年,埃斯特·杜弗洛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得主,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斯特·杜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9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 在职业生涯中,杜弗洛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其中较为突出的有,2010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9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被《财富》杂志评为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2003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和杜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目前J- PAL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广泛认可。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目前是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 班纳吉和迪弗洛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对夫妻。他们曾用15年时间实证调查,合著出版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该书主要讨论的是贫穷的原因以及对主流“扶贫观念”的反思。该书曾获《金融时报》评选的“年度最佳图书奖”。 另一位男性获奖者迈克尔·克雷默同样是业内大咖,获奖无数。他生于1964年11月12日,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 今年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得主的出现具有纪念意义,实际上每年都有不少呼声很高的女性经济学家,但距离得奖一步之遥。例如,去年有不少观点预计,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可能获奖,但最终并未成真。戈尔丁关注女性与劳动领域,以女性相关的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她从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大量经济史数据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以及工资解构差异化演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注贫困问题的具体改革之道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都是资本市场较为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年为何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杜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这三位呢? 据官方致辞,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便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目前,仍有7亿多人收入微薄;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可以通过简单的治疗预防或治愈;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还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 今年的获奖者探索了一种解决消除全球贫困的新方法。简而言之,他们将此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方案。 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更精确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最好地解答。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 这三位获奖者以及追随他们脚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能力。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他们提供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有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他们的研究还具有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的潜力。 对中国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令世界聚焦在解决贫困的课题上。对此,国内经济学家各抒己见,表达了其对该课题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研究员卞永祖表示,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功从经济学角度深刻揭示了产生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并通过金融服务对改善贫困人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 卞永祖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颁给他们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目前如何改善贫困人的生活已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最近几年,两极分化已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不仅引发了一股逆全球化的风潮,还引发了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贫困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卞永祖还指出,我国其实在这方面的实践也非常丰富。比如,资本市场开辟了多个绿色通道,对贫困地区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新三板挂牌、发行公司债券、并购重组时,提出“即报即审、审过即发”,大大缩短审核时间,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融资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为贫困地区融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措施带来的额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降低了贫困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善了融资结构,也给贫困地区带来了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最近几年,我国脱贫的速度非常快,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这与当地龙头企业、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服务的增加都密不可分。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金融学教授、执业律师田利辉表示,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注贫困问题的具体改革之道,试图“彻底地重新思考我们与贫困作斗争的方式”。他们提出预防性医疗、有效学校教育等具体方法来改善贫困,也直接造福于超过500万印度儿童和肯尼亚学生。同时,在学术方法上,他们用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使其蓬勃发展。在转轨经济学研究裹足不前的同时,发展经济学迎风而起,成为学界的热点领域。 田利辉还表示,国际学界遴选出专注贫困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学者为今年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在提醒国际经济秩序的当前主导者,不仅需要发展本国经济,也需要关注世界的贫困问题。这一学界主张与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一带一路战略和扶贫实践是不谋而合、生息相同的。我国学者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也需要在国计民生和世界未来上有所贡献。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利用实地试验等方法,对一些消除贫困的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指出,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措施很多都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学术成果一致。比如,注重教育,致力于改善农村卫生、饮用水安全等。发展经济学理论将继续推动中国的精准扶贫。消除全球贫困仍任重道远,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地解决世界性贫困难题。 [详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援助越多,穷人越依赖?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援助越多,穷人越依赖?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为什么大多数的扶贫政策都以失败而告终?下文经授权摘自《贫穷的本质》。 撰文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你真的了解穷人吗? 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3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 “拯救儿童”(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 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著,景芳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该书第一章,有删节。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第一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2019奶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格达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到底应该相信谁?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0年度“美国40岁以下最佳经济学家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最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援助问题而争论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一个前提,即我们应在力所能及时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哲学家彼得·辛格曾写过关于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准则,他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件价值1 000美元的衣服,换取一个落水儿童的性命。辛格还认为,这名落水儿童就是那些每年活不到5岁的900万儿童之一。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的确,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荒废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这个非洲小女孩来说却影响很大:她可能沦落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妓女,将病毒传染给一个来到非洲旅游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人又会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她可能会患上一种耐抗生素的肺结核,这种病毒最终可能会传播到欧洲。如果她当初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她可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药,或者就像中国小姑娘戴满菊一样,她上学的机会来源于银行职员的一个疏忽,这可能使她最终成为雇用上千人的商业巨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在其著作《半边天》(Half the Sky)中讲述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即使她没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又有何理由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北京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分歧便会显现。辛格关于帮助别人的观点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知道如何去做。在你不会游泳的前提下,甘愿牺牲一件衣服的道德准则便显得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在《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一书中,辛格不辞辛苦地为读者列举了很多实例,告诉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伸出援手。在辛格的网站上,这部分内容是定期更新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也是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中呢? 只要拿出约10美元,一个家庭就能得到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还会有人教他们怎样使用这种蚊帐。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向家长们免费提供这种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答案却不甚明了。很多“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如果玛丽睡在蚊帐中,约翰就不太可能被传染——如果至少有一半人口睡在蚊帐中,另一半人口即使没睡在蚊帐中,他们被传染的概率也会极大降低。问题是,睡在蚊帐中的孩子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1/4。对于马里及肯尼亚的很多家庭来说,10美元的花费有些高。考虑到使用者及社区中其他人的利益,以优惠价销售蚊帐或免费赠送蚊帐似乎是个好办法。的确,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伊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解释这一争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以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免费赠送的,或是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并比较几组人在面对不同程度优惠价时的行为。这里,我们着重于“比较”,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 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可能都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而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会被某家非政府组织选中。不过,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从他们使用蚊帐的方式上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这些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方式就是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的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开展了这样一项实验,随后,其他研究人员分别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迪帕的实验中,随机选定的几个人在购买蚊帐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通过对几个小组在接受不同价格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迪帕便能回答我们前面列出的三个问题,至少在这项实验的背景下是这样的。 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入“贫穷陷阱”? 作者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原标题:Z博士的脑洞|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型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将“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优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的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详情]

三名经济学家因减贫研究成果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名经济学家因减贫研究成果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标题:三名经济学家因减贫研究成果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电(记者和苗)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目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洛1972年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是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克雷默1964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奖三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汉松说:“在短短20年间,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目前人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在研究中引入了新方法,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化解为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三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详情]

经济学诺奖花落减贫理论授予3位经济学家 2人是夫妻
经济学诺奖花落减贫理论授予3位经济学家 2人是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经济学家,表彰缓解全球贫困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1895年11月27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签署了他最后的遗嘱,将财产中的最大一份给了一系列奖项,即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初始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奖项。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诺贝尔所成立基金的利息或投资收益。随着诺贝尔基金的收益变化,诺贝尔奖的奖金有所浮动。 2001年至2011年的单项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2012年至2016年因基金收益下降,奖金下调为800万瑞典克朗。2017年,基金财务状况好转,奖金改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54万元人民币)。 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18年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获奖,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2017年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奖。泰勒把心理学的现实假设融入经济学的决定分析。他研究和探索有限的理性、社会偏好及缺乏控制力的后果,并展示出这些人类特质是如何影响个人决定,以致影响市场效果。 2016年 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因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经济学家对最优契约安排的分析完善了很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 2015年 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反贫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2014年 法国“天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梯若尔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详情]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颁给了中国最擅长的领域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颁给了中国最擅长的领域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来源 | 人民日报客户端、央广网、中新网[详情]

诺奖得主班纳吉与迪弗洛: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诺奖得主班纳吉与迪弗洛: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译者=景芳 来源=《贫穷的本质》 对于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除了2004年12月的大海啸和2010年海地地震这种大天灾之外,最能影响全球穷人的事件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以及1985年3月举行的“天下一家”音乐会。该事件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催生了大规模的慈善活动。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这一说法的影响力颇大,超过了世界银行对全球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人数的统计。 贫穷与饥饿已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其表述方式为,“消除贫穷与饥饿”。的确,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贫穷线,其最初的依据就是饥饿的概念、购买一定量食品的预算,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支出(如住房)。“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因此,政府对穷人的大力救助势必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穷人迫切地需要食物,而需求量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食品补贴在中东司空见惯:埃及在2008—2009年花费了38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2),用于食品补贴;印尼制定了分配补贴大米的Rakshin计划;印度的很多邦都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例如,在奥里萨邦,穷人每月可以购买55磅大米,每磅4卢比,这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20%。目前,印度议会正在就构建《食品权利法案》展开辩论,这一法案将赋予人们因挨饿起诉政府的权利。 班纳吉(左)与迪弗洛 就物流方面来说,大规模的粮食援助如噩梦一般。据估计,印度超过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米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都被老鼠糟蹋了。如果政府漠视这种浪费,仍坚持原有政策,其原因或许是他们认为饥饿与贫穷之间联系紧密,还可能因为人们觉得,穷人没有能力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也是“贫穷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曾向我们解释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房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民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民决定不削减工资,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如果年轻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通常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解释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经验,对于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介绍,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够养活三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尽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另外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济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游泳)。他的弟弟偶尔也会救济救济他。就在我们跟他谈话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顿。 帕克的情况似乎让他别无选择,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粮食问题,或者更确切点儿说,是缺粮问题。他认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之所以决定辞退工人,而不是降低工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在粮食涨价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会让工人吃不饱饭,降低他们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效率。这正是自己找不到活儿干的原因。显然,他愿意找活儿干,但由于吃不饱,他整个人都虚弱无力,沮丧之情随之而来,这也在一点点削弱他的意志,使他不再去想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帕克的经历来看,“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人们能否获取足够的营养,但这一概念却是老生常谈。早在1958年,经济学中就已首次出现这一正式说法。 这个概念的道理很简单。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能量。如果一个人穷困潦倒,那么即便他倾其所有,也仅够买果腹之食,勉强维持生命而已。我们遇到帕克时,他的情况就是如此:忍饥挨饿,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只能用来到河里捕鱼。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满足,所有额外的食物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满足维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这一简单的生理机制产生了今天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图1–1所展现的情况:穷人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向我们解释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因素,尽管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苏丹见到他的,也不是在洪灾肆虐的孟加拉国,而是在富裕城市爪哇的一个村庄。那里的粮食价格尽管在2007—2008年有所上涨,但当地的粮食储备显然是充足的,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当我们见到帕克时,他显然吃不饱,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花钱雇用他,给予他所需的额外营养,使他具备足够的生产力,然后让他来干一整天的活儿?“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饥饿这种看法虽然颇具合理性,但在实际情况中,就今天的大多数穷人来说,“贫穷陷阱”与饥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饥饿人口真的已达到了10亿?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人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人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余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其他必需品上。比如,在印度的乌代布尔,我们发现,如果完全去除烟酒及节日性花费,一般的贫困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钱比实际多30%。穷人似乎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并不推崇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吃的。 看看穷人会怎样花掉偶尔多出来的钱,这一点便显而易见。尽管他们会首先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花费(他们需要衣服、药品等)。如果他们的谋生方式主要依靠体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手头有了一点儿多余的钱,他们也会全部用来买吃的,其食物预算的比例也会比整体预算上升得快(因为二者上涨的量是相同的,而食物只是整体预算的一部分,因此其增长的比例更大)。然而,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正确。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1983年时(距离印度近期的发展还很遥远——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即使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在1%的总体花费中,有67%都花费在食物上。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一事例中最贫穷的人(每人每天约挣50美分)和最富有的人(每人每天约挣3美元)来说,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例子中,全球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即使对于十分贫穷的人来说,食物花费的上涨也远远低于原来的预算。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当穷人可以多买一点儿食物时,他们并不注重用所有投入换取更多能量。相反,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价钱更高的食品。对于1983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工资的上涨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但人们却用50%的工资来购买能量更高的食品,另外50%则用来购买价钱更高的食品。就每个卢比所购买食品的能量来说,小米(高粱和珍珠粟)显然是最合算的。然而,人们只用约2/3的钱购买了这种粮食,另外1/3的钱买了大米和小麦(其提供每卡路里热量的价钱约为小米的2倍)。此外,穷人用来买糖的钱几乎占其总预算的5%,同谷物相比,作为人体能量来源的糖价格更高,但其营养价值却远远不及谷物。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那些得到补贴的人来说,尽管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但其自身的能量吸收并没有提高,而且可能还会有所降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人所摄入的营养含量也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主食占家庭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补贴使他们变得更富有:如果主食的消费与贫穷的状态有关(比如说,因为主食价格便宜,但不那么好吃),那么富有的感觉可能会促使他们买更少的主食。这再次表明,至少对于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在今天的印度,营养问题也成了一个谜。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标准报道就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肥胖及糖尿病病例呈快速增长之势。然而,安格斯·迪顿和让·德雷兹表示,过去25年来,印度人的营养问题并不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是他们实际上吃得越来越少。9尽管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其人均卡路里消费却在持续下降。此外,除了脂肪之外,各类人群(即使是最贫穷的人群)在其他营养品上的消费似乎也有所下降。迄今为止,城市地区超过3/4的人口人均卡路里消费不足2100卡,农村地区人口则不足2400卡——印度将这组数据作为体力劳动者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富人比穷人吃得更多,这仍然是一个现实情况。然而,从各个收入水平来说,用于购买食品的预算部分已有所下降。而且,食品的构成已然改变,同样数目的钱现在被人们用来购买了价格更高的食品。 这一变化并非源于收入的下降——据某些人说,实际上收入正在增长。虽然印度人现在越来越富有,但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却吃得比以往更少。原因也并不在于食品价格的上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05年期间,无论是在印度的农村还是城市,食品价格较之其他产品都有所下降。虽然食品价格自2005年起再次上涨,但卡路里消费的下降正是发生在食品价格下降之际。 因此,包括被世界粮农组织归类为饥民在内的穷人,即使在可以吃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也不愿意那样做。的确,他们似乎吃得越来越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揭开这一谜团的合理起点是,假定穷人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毕竟,他们是能吃能干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吃得更多,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挣到更多的钱,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他们便会抓住。因此,是否吃得更多并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 “贫穷陷阱”真的存在吗?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 700卡路里热量。10这是几个世纪粮食供应革新的成果,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农业科技领域的伟大革新,还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吃得比所需的多,或者更合理地讲,将更多的玉米转化成了能量,我就能好好游游泳,那么所有其他人得到的就会更少。12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根据菲律宾人的价格数据,我们算出了足以提供2 400卡路里的最便宜食品的价格,包含10%来自蛋白质的卡路里,还有15%来自脂肪的卡路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只会花费21美分,就算是每天靠99美分生活的人也买得起。问题在于,这样,他们只能吃到香蕉和鸡蛋。不过,只要人们在必要时有吃香蕉和鸡蛋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停留在S形曲线的左半边,这说明他们都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 这与印度的调查结果一致。在那些调查中,人们需要回答,他们是否能吃饱,比如,“每个家庭中的每个人一天吃两顿饱饭”,或者“每人每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认为自己吃不饱的人,其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减少——从1983年的17%降到2004年的2%。因此,人们之所以会吃得更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饥饿程度降低了。 或许,尽管人们摄入了更少的卡路里,但他们真的不再那么容易饥饿了。或许,由于水质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因一次次的腹泻或其他疾病而流失那么多卡路里。或许,人们的饥饿程度之所以降低,是因为重体力劳动的减少——村里有了可饮用水,妇女们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地去挑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们出门就不用全靠步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村子里,面粉都用电动磨粉机来磨,而不是由妇女们用手来磨。印度医学研究会分别计算了重度、中度及轻度体力劳动者的卡路里需求量,通过计算出来的卡路里平均值,迪顿和德雷兹注意到,过去25年来,卡路里消耗量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 如果大多数人都处于非饥饿状态,那么他们因消耗更多卡路里而获取的生产力就可能相对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把钱花在别处,即放弃香蕉和鸡蛋,转而选择某种更棒的食品。很多年前,约翰·施特劳斯为证明卡路里对生产力的作用,一直在寻找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选定了塞拉利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是真正辛苦劳作的人。13约翰发现,如果一个农工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0%,那么他的生产力最多可以提高4%。因此,即便人们加倍消耗食品,他们的收入也只能增加40%。此外,卡路里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呈S形曲线,而是反向的L形曲线,就像图1–2所展现的那样:最高的收入来自低水平的食品消耗。一旦人们能够吃饱饭,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表明,与不那么贫穷的人相比,摄入更多卡路里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更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恰恰看不到所谓的“贫穷陷阱”。因此,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并非是由他们吃不饱饭造成的。 这并不是说,基于饥饿的“贫穷陷阱”存在不合理性。更丰富的营养可以使某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想法从历史角度来看的确至关重要,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要。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时期,粮食产量并不足以维持所有劳动者所需的卡路里,这就是当时出现大量乞丐的原因——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14仅仅是糊口的压力,似乎就足以迫使某些人采取极端的做法: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时期,曾盛行“杀死女巫”活动。当时农作物歉收的现象十分普遍,渔业也不发达。女巫们大都是单身女性,其中以寡妇居多。S形曲线的逻辑表明,当资源紧缺时,通过牺牲某些人,让余下的人能吃饱,使其具备劳动能力,为生存而赚钱,15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贫穷家庭偶尔会被迫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至今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旱灾期间,很多家庭无地可种,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夭折,但在雨水正常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死亡比例并无多大差别。16而在“小冰期”时期,坦桑尼亚一旦发生旱灾,就会经历一次“杀死女巫”的暴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是除掉无用闲人的一种便捷方式。17很多家庭会在突然间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较年长的女人(常常是祖母)是一个“女巫”,然后她就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追捕或杀死。 因此,粮食短缺有时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都十分富裕,关于贫穷的故事并不会成为它的主旋律。不过,在天灾人祸频发时期,或是当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去或病倒时,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现有食品分配不合理,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将可用粮食储存起来。 那么,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我们能否考虑到,尽管穷人可能吃不了多少,但他们仍需要吃饱。 穷人真的吃得好、吃得饱吗? 我们始终感觉,与真实情况相比,任何故事都欠缺说服力。假定在印度最贫穷的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1 400卡路里,会有人因不需要那么多卡路里而减少食品消费吗?1 200卡路里是众所周知的半饥饿状态,想要快速减肥的人常会得到这样的饮食建议;不过,1 400卡路里似乎比这种状态强不了多少。据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称,2000年美国普通男性每天消耗2 475卡路里。 然而,印度最贫穷的人的身材较为瘦小,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如果一个人身材十分瘦小,那么她/他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卡路里。不过,这是不是又把问题推回原地了?为什么印度最贫穷的人身材如此瘦小?为什么南亚人都骨瘦如柴?衡量营养状态的标准方式是体重指数(BMI),这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重要方式(如身高更高的人体重也就更重)。营养不良的国际底线为BMI 18.5,BMI在18.5~25之间属于正常范围,BMI超过25的人被定为肥胖状态。通过这一衡量标准,2004—2005年间,印度33%的男人和36%的女人是营养不良的,二者在1989年时的这一比例均为49%。在提供人口统计及健康调查数据的83个国家之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出现了更多营养不良的成年女性。印度女性、尼泊尔女性及孟加拉国女性,也属于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女性。 这一点是否应加以考虑呢?这是否应完全归因于南亚人的基因问题,就像深色眼睛或黑色头发一样,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否无关?毕竟,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的南亚移民,他们的孩子也比白人孩子或黑人孩子个子更矮。然而,在无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代人一直生活在西方,南亚移民的孩子在身高上便会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差不多。因此,尽管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基因构成的确至关重要,但人类在身高方面的基因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如果第一代母亲的孩子身材依然十分矮小,那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母亲在童年时就营养不良,因此才会生下身材较为矮小的孩子。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南亚人身材矮小,很可能是因为南亚人及其父母所吸收的营养较少。有证据表明,印度的儿童极度营养不良。衡量儿童在童年时期是否营养充足,常用的尺度就是对照这一年龄的国际标准身高。通过这一标准,印度国家家庭卫生研究(NFHS)所显示的数据令人震惊:约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营养摄入还远远达不到标准。其中1/4的孩子极度营养不良,说明儿童营养问题的严重性。参照孩子们的身高,他们的体重也大大低于标准体重:在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处于消瘦状态,也就是说,低于国际极度营养不良的标准。令人尤为震惊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那里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的比例,仅为印度的一半。 对此,我们是否应在意呢?这本身不就是个小问题吗?那么,别忘了还有奥运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48.3枚。世界上72个国家的奥运会成绩都优于印度,除掉其中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印度的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人口的10倍。 印度虽然是贫穷国家,但它并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而且还要好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及乌干达。然而,这些国家人均获奖数却是印度的10倍以上。的确,每届奥运会获奖数少于印度的国家,其人口几乎都不到印度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从未获过奥运会奖牌的国家,尼泊尔次之。 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有人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南亚人对于板球的沉迷——这也是一种殖民产物,与困扰美国人的棒球相伴生——但就算板球占据了世界1/4人口所有的运动才能,它在奥运会上的弱势便情有可原了吗?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小小的西印度群岛都热衷于体育,而且还占据人口上的优势,但南亚人从未像这些国家在其繁荣期那样,统治过板球这一领域。例如,孟加拉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印度群岛的总和。鉴于儿童营养不良是南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儿童发育迟缓和奥运会成绩不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奥运会并非唯一一个身高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身材高大的人都能挣得更多。关于身高是否与生产力相关,人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莫衷一是。比如,有人争辩说这种说法歧视身材较矮的人。然而,安妮·凯斯和克里斯·帕克森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身高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智商的高低完全可以由身高的效应来解释:但当我们对智商相同的两个人做比较时,身高与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22为了解释这一发现,凯斯和帕克森表示,真正起作用的是童年时期充足的营养摄取。一般来说,童年摄取充足营养的人,都会长得更高大、更聪明。正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所以他们才会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很多不那么高大的人也很聪明(因为他们已长到应有的高度),但总体来说,个子高的人在生活中更出色,因为他们显然更可能发挥自身的遗传潜力(在身高及智力方面都是这样)。 路透社将这项研究以《关于更高的人更聪明的研究》为标题做了报道,听上去很平常,却引发了一场风暴。凯斯和帕克森顿时淹没在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之中。一个男人(身高1.5米)责备说,“你们太可耻了”;另一个人(身高1.71米)说道,“我觉得你们的结论具有侮辱性、煽动性,是一种偏见和偏执”;还有一个未透露身高的人说,“你们拿了一把枪,将枪口对准了个子不高的人群的脑袋”。 然而,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一些最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入具有深远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营养不良会影响人们未来的生活机遇,这种影响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首次使用了“巴克假说”(Barker Hypothesis)一词,这是戴维·巴克医生的理论,即母体子宫的条件对婴儿生活机遇具有长期影响。很多人都支持“巴克假说”。例如,在坦桑尼亚,与未服用碘胶囊的孕妇所生的孩子相比,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了足够量的碘(根据一项间歇性的政府计划,政府会向孕妇发放碘胶囊),她们生下的孩子能够多上4个月至半年的学。尽管多上半年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考虑到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只能上四五年学,多上半年学就意味着不小的收获。实际上,在这一估算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每位母亲当初都服用了碘胶囊,那么非洲中部及南部孩子们的学习总成绩就会上升7.5%。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孩子们一生的工作能力。 尽管我们看到,单凭卡路里的增加,本质上对生产力似乎没多大影响,但即使成人也有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方法。我们熟知的一种方法就是,多吸收铁元素可以治贫血。在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贫血都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印尼6%的男性和38%的女性都患有贫血症,印度的相应数据为24%和56%。贫血与有氧代谢能力低下、身体虚弱及疲倦有关。在某些病例中,特别对于孕妇来说,贫血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印尼的铁营养状况评价与研究项目在农村随机选出一些男性和女性,每几个月定期为他们补充铁元素,给另一对照组用的则是安慰剂。28研究表明,铁元素的补充使男性工作更努力,他们由此而增加了收入,可以用来买几年所需的加铁鱼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购买一年的鱼酱只需花费7美元。如果是一位男性个体户的话,他补铁后每年的收入会增加46美元——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问题是,人们似乎不想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特别是更多理智购买的食物,可以使人们及其子女在生活中更成功。而且,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投资并不昂贵。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剂药花费51美分)。在肯尼亚,国际儿童扶持会制订了一个抗蠕虫计划,呼吁家长为他们正在上学的孩子花上几美分,接受抗蠕虫治疗。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没有响应,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一生多赚上百美元的机会。至于食物方面,各个家庭只需少买一点儿昂贵的谷类粮食(如大米和小麦)、甜食及加工食品,多买一点儿叶类蔬菜及粗粮,就会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卡路里及其他营养物质。 为什么穷人吃得这么少? 为什么贫血的印尼上班族自己不买加铁鱼酱?一种答案就是,如果老板们意识不到营养充足的员工工作能力更强,那么员工自然会对“更强的工作能力将获取更多的收入”产生怀疑。如果老板付给每位员工相同的工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吃得更多、变得更强壮了。在菲律宾,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既要挣基本工资又要挣计件工资的人,他们在挣计件工资时要多吃25%的食物。在挣计件工资时,工作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干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所有的怀孕妇女都不吃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几乎在每个村子都能买到。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有什么价值。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一样,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善。尽管微量营养素价格便宜,而且有时能够大大提高人们一生的收入,我们仍然有必要搞清楚该吃些什么(或该服用哪种药)。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即使是在美国也一样。 《贫穷的本质》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 (法)埃斯特·迪弗洛 /著 景芳/译 中信出版社 2018年9月  此外,当别人告诉自己应改变饮食结构时,人们一般都会持怀疑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钟爱自己吃的食物。1966—1967年时,大米的价格迅速上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说,少吃大米多吃蔬菜不仅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节省他们的预算。这引发了一阵阵抗议。于是,这位部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蔬菜做的花环迎接他。现在看来,他或许是对的。安托万·帕芒蒂埃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药剂师,早年十分热衷于土豆。不过,安托万了解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他显然已经预见到了人们对此所持的反对意见。他向大众展示了一套他自己发明的土豆食谱,包括经典菜——帕蒙蒂耶烤土豆泥(Hachis Parmentier),英国人将其称为“羊倌肉饼”, 是由一层碎肉和一层土豆泥做成的焙盘。于是,安托万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迂回曲折,但最终,他发明了“自由薯条”。 另外,仅凭个人经验,并不容易了解太多这种营养物质的价值。碘会使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但摄入量的多少并无多大差别(不过,量变也会引起质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多年之中既不会发现小变化,也看不到大变化。碘虽然能使人变得更强壮,但并不能突然之间把你变成一个“超人”——个体户每周的收入都会出现上下波动,因此对他自己来说,每年多挣40美元也可能察觉不到。 因此,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乔治·奥威尔在其《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成功地描述了英国穷人的生活。书中写道: 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如果他们多花点儿钱,去买一些健康食品,如橘子和全麦面包;或者,他们可以学《新政客》(New Statesman)的读者,为节省燃料而生吃胡萝卜,那样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样当然会更好,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样做。还没等到要靠黑面包和生胡萝卜为生时,正常人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了。而且,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 比食物更重要 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穷人饮食习惯的另一个解释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印度婚礼的花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场合,如一个家庭被迫举办一场奢侈的聚会。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婴儿出现死亡的时期,人们制定了葬礼应花多少钱的社会规范。31根据传统,人们只需将死去的婴儿简单埋葬,但要为死去的老人举办隆重的葬礼,葬礼所需费用为死者一生的积蓄。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费用,便要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即使死者生前没有挣过钱,情况也是一样的。这表明,葬礼的花费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葬礼所花的钱越多,人们来年就会变得越沮丧,而他们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辍学。 因此,无论是瑞士的国王,还是南非基督教协会(SACC),都在努力调整葬礼的支出,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2002年,瑞士国王发布禁止葬礼铺张浪费的条令,宣称如果发现哪个家庭为办葬礼而宰了一头牛,他们必须再上交一头牛。32南非基督教协会则表现得更加严厉,他们呼吁整顿葬礼产业,认为这是在向那些入不敷出的家庭施加压力。 然而,将钱花在食品以外的地方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压力。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就连帕克·索林都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我们见到他时,那台电视机出了毛病。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穷人要常常进行某种特别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人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况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农村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花钱。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今天,电视信号可以覆盖一些偏远地区,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人们也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移动电话几乎无处不在,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话费还特别便宜。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十分繁荣,大量消费品也都很便宜(比如印度和墨西哥),但这些国家的食品消费却是最低的。印度的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个小商店,大多数情况下会有好几个,在那里可以买到袋装的洗发液,按支销售的香烟,便宜的梳子、钢笔、玩具或蜡烛;而在像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食品消费占每个家庭预算的70%以上(在印度是50%),穷人们能买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少。这一现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人是怎样逃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以帕克·索林及其观点开启这一章,他认为自己陷入了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从表面上看,他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卡路里。Rakshin计划使他得到了一些免费的大米,他的兄弟有时也会帮帮他。在其他时间里,他应该有体力到田间或建筑工地干活儿的。我们对相关证据的解读表明,大多数成年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是处于“贫穷陷阱”地带之外的:他们很容易就能吃够干好体力活儿所需的食物。 帕克·索林的情况或许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陷入贫穷,问题可能在于他失去了工作,而且他的年龄太大,已不适合再到建筑工地当学徒。此外,他的沮丧无疑使他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不适用于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在营养方面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缺失。营养充足可能会为两类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即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因为他们还不能自主选择食物。实际上,父母收入与其子女未来收入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种S形曲线关系,这与子女在童年期间的营养摄入有关。这是因为,如果孩子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那么他/她以后每年都会挣到更多的钱:经过一生的积累,这个孩子就会受益-匪浅。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肯尼亚对儿童做抗蠕虫预防,我们对其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两年而非一年治疗的儿童(因此其两年来的营养状态更好)一生收入为购买力平价3 269美元。童年时期营养上的小投入会在以后产生大影响(在肯尼亚,抗蠕虫每年花费购买力平价1.36美元;在印度,一包碘盐价格为购买力平价0.62美元;在印尼,加铁鱼酱价格为购买力平价7美元)。这表明,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粮食那么简单,尽管大多数食品安全计划目前都着意于此。穷人喜欢补贴的粮食,但我们前面谈到过,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并不能使他们吃得更好。而且,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在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成分。此外,仅仅靠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正如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和欲望。 相反,对儿童及孕妇的直接营养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向孕妇及儿童父母发放强化食品,对儿童进行学前或在校的抗蠕虫预防,向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或者鼓励父母为补充营养而消费。在有些国家,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得到实行。肯尼亚政府目前对在校儿童提供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哥伦比亚政府会在学前孩子的膳食中加入微量营养素;在墨西哥,社会福利机构为家庭提供免费的营养补充。食品技术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人们喜爱的食物中加入额外的营养素,生产出一些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适于在各类环境中种植的新品种粮食,同时还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在世界各地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实例,其推动者都是国际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Micronutrient Initiative)和国际农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等机构。近期,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引进了各类适合非洲的橘子味土豆(β–胡萝卜素更丰富)。35目前,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已批准使用一种富含铁和碘的新型食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食品政策只停留在这样一种想法上,即穷人需要的只是便宜的粮食。 经济观察报书评[详情]

知行合一,波士顿三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
知行合一,波士顿三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

  原标题:知行合一,波士顿三位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 欣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今年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很为故交旧识骄傲,更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大奖颁给发展经济学和两位60后、一位70后的领军学者而折服。 一如中国众多海外学子,班纳吉和杜弗洛分别在印度和法国完成其本硕训练后,前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克雷默则是昔日哈佛本科生中的佼佼者,然后又在哈佛用了七年时光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三人结缘于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多年专注于贫困问题研究。 三位中青年学者著作等身,然而却并非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他们关注贫困问题的具体改革之道,试图“彻底地重新思考我们与贫困作斗争的方式”。他们提出预防性医疗、有效学校教育等具体方法来改善贫困,也直接造福于超过500万印度儿童和肯尼亚学生。这是三位知行合一的学者。 同时,在学术方法上,他们用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使其蓬勃发展。在转轨经济学研究裹足不前的同时,发展经济学迎风而起,成为学界的热点领域。三位学者当中,最为年轻的杜弗洛不仅是诺贝尔奖前哨的克拉克奖获得者,也是经济学界领军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主编。 三位学者不仅学术精湛、勤于实践,而且平易近人、幽默风趣。还能忆起,我当年在密歇根大学时,班纳吉和杜弗洛师生前来讲学,年轻的杜弗洛在白板上跳起来写算式,班纳吉关爱地告知可将白板拽拉下来的有趣情形。此后,两人结合,也谱成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克雷默则是经济学大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的高徒,也曾是班纳吉在MIT的同事、亦为杜弗洛读博时的老师之一。克雷默在MIT授课七年,成为教授之后,回到母校哈佛执掌教鞭。他长期与同城的班纳吉夫妇携手共进,试图明确抗击贫困的学术理论、实验分析和解决之道。实至名归,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波士顿。 在当今年代,国际学界遴选出专注贫困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学者为今年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在善意提醒国际经济秩序的当前主导者,不仅需要给企业主减税、施压联储货币宽松来发展本国经济,也需要关注世界的贫困问题。这一学界主张与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一带一路”倡议和扶贫实践是不谋而合、息息相通的。我国学者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也需要在国计民生和人类命运上有所贡献。 作为一名金融学者,我以后不仅要继续分析钻研资本市场,而且应该重续与班纳吉夫妇的旧缘,学习他们的学术精神和治学之道,开展有助于抗击贫困问题的普惠金融研究。的确,只有普惠的阳光普照地球,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详情]

经济诺奖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实名字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这个奖项实际上并非来自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Sveriges Riksbank)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出资增设。

        自从1969年以来,已经有76位杰出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与诺奖其他奖项遵从相同的规则。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章正面是诺贝尔本人的头像,写有“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1968”,背面则是银行的标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与诺奖其他奖项一样,为800万瑞典克朗(约600万元人民币),由瑞典国家银行出资。如果获奖人超过一位,奖金则由他们均分。

历年诺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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